贫困是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大扶贫格局，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1)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在扶贫过程中，从“输血”复生到“造血”成长，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户发展能力不足的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国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金融是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1-2]，在中国金融扶贫也是扶贫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扶贫工具包括信贷扶贫、资本市场金融扶贫以及保险扶贫等。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区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农业保险产品开发不足，信贷扶贫成为金融扶贫的主要手段，其代表性工具包括扶贫专项低息贷款、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小额信贷以及扶贫再贷款等。与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等“输血式”的扶贫方式相比，信贷扶贫以市场为导向，弥补了财政扶贫的不足，更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真正实现贫困人口的“造血”功能[3-4]。
经验研究表明，信贷资金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实现直接减贫：一是弥补农户当期收支缺口，降低其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5]；二是扩大农户生产规模，提高农户收入[6]；三是促进农村社区发展，带动贫困群体[7]。同时，信贷资金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可以实现间接减贫[8]。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转型与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推进，信贷扶贫的效果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9-10]，有研究表明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率较低，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11-12]。
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是农村金融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已有研究针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现状，分别从供给方、需求方以及供需双方的交互作用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信贷配给、需求抑制等诸多理论假说，从农户异质性角度分析了供需双方的信贷决策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13-14]。但是，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不仅是异质性个体独立决策的结果，亦受到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在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地区和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的观念、动机、渠道可能有天壤之别[15-16]。大多数贫困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维持的低货币化、低市场化、粗放型、自给自足的实物经济模式与金融经济高度货币化不适配，使得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其自身的特征[17-18]。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大多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或地区变量来控制地区因素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19-20]，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地区差异形成的内在原因、作用机制仍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强调从当地人或局内人视角感知和参悟当地文化持有者的行为决策。随后该理论被应用于民族地区灾害文化、空间治理方式、政策目标与地方实践错位等问题的分析[21-22]。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开始关注文化因素对借贷行为的影响。Dheera-aumpon通过40个国家/地区4 068家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民族文化，尤其制度性集体主义是影响关联贷款的重要因素[23]。Kittilaksanawong从文化视角研究了小额信贷机构发放妇女贷款的行为，发现妇女贷款会降低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调权利差距和个人主义的国家更为明显[24]。Ma考察了伊斯兰文化下穆斯林人独特的经济视角和价值观念对私人借贷的影响，发现生产方式、语言、文化和习俗等民族差异使得不同民族的经济活动呈现出不同特征[25]。陈亮等研究发现由于广东不同地区文化习俗不同，影响当地农户借贷行为的社会资本类型存在差异[26]。方来在考察临夏回族自治州民间借贷行为时发现，伊斯兰文化是当地农户非正规借贷活跃的原因之一[27]。上述研究中提及的伊斯兰文化，广东地区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等均属于地区社会因素，含有借贷地方性知识的意蕴。
精准扶贫政策强调“精确帮扶、扶贫到户”，即实现扶贫主体的精准定位、扶贫对象的精确识别与扶贫路径的精准选择。在这一目标导向下，信贷扶贫固然要重视农户的个体差异，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整体特征与社会文化因素对农户信贷参与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拟在传统分析框架中引入地方性知识理论，构建借贷地方性知识分析框架，探究地方信贷文化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以内蒙古和山东两省的经验数据检验借贷地方性知识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与作用。
一、传统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分析理论
1.信息不对称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不对称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问题的分析，成为农村金融研究的理论起点。由于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农村信贷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28-29]。为了防止逆向选择，金融机构一般通过利率和抵押品的不同组合来甄别借款人的类型[30]。但是，由于农村地区抵押品缺乏，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对贷款合约的非价格条件进行调整，通过数量配给以降低信息劣势的负面影响[31-32]。
对农户而言，由于认知偏差，无抵押担保物的农户认为自己肯定不能获得贷款而主动放弃申贷努力，成为“无信心借款人”[33-34]。持有合格抵押品的农户担心一旦违约失去抵押品的风险，选择退出信贷市场，形成风险配给[35-36]。上述两种情况都属于农户的自我配给行为，即需求抑制。近年来，诸多学者从农户的金融素养这一特殊的人力资本视角出发，间接证实了农户因认知偏差而产生的信贷需求抑制[37-38]。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国内学者利用调查数据，围绕数量配给和农户自我配给的类型、成因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决策的个人特征因素、家户特征因素以及家庭资源禀赋因素等[39-42]。
2.交易成本理论
在农村信贷市场上，资金需求者数量大、高度分散且经营规模小，金融机构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农村金融机构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具有成本优势的大规模农户或中高收入农户，普通小农户和贫困农户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出现“精英俘获”现象[43]。针对低收入农户的扶贫小额信贷也存在为高收入农户提供大额贷款的倾向，出现贷款规模潜变，偏离服务于低收入农户的社会使命等问题，即所谓的“使命漂移”[44-46]。
普通小农户和贫困农户由于办理贷款的时间成本和违约赎回权成本过高而主动放弃参与信贷市场，出现需求方的交易成本配给[47-48]。与中高收入农户相比，交易成本在低收入农户的贷款总成本中所占比重更大，因此低收入农户受到交易成本配给的概率更高[49-50]。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国内学者通过调研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配给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并围绕农村金融机构的瞄准偏差、农户的交易成本配给等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相关研究表明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与其家庭财富状况和社会资本有关[51-54]。
3.传统分析框架的贡献与局限
现有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理论已对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他们立足于农村信贷市场出清状态下的供给和需求特征，从微观视角解释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决策与农户的参与行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成熟的分析框架。但在该框架下，学者们主要通过实证方法揭示农户的个体特征对其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整体性和地区性差异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论，从地区层面聚焦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
二、地方性知识理论与借贷地方性知识
1.地方性知识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他把存在于西方知识体系之外各种不可翻译的，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民族性的知识称为“地方性知识”。其中，“地方”既是指“特定的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具体问题，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55]。地方性知识是一种特有的、传统的、本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它是由特定地理区域内的人在特定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并在地域层面上对地域内的个体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引导力。从内涵上，地方性知识包括地方性的生产生活知识(如饮食、服饰、种养殖等)、历史文化知识(地方志、历史文物、传说等)、传统民俗知识(如乡风民约、节日习俗、禁忌等)、民间艺术知识(如民间工艺、舞蹈、戏曲等)和思想观念知识(如思维习惯、伦理观、宗教观等)。
地方性知识产生于地区自然条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等自然因素。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促进了地方性知识的循环。同一地区的人群，尤其是生活在气候条件恶劣、资源禀赋匮乏以及基础设施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群，往往具有相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历史性因素使地方性知识不断加强：一方面因其本身沉淀的传统经济关系和人的行为心理习惯使地方性知识得以累积；另一方面其通过人的传统经济行为对自然和社会发生作用，并经过世代演替而强化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力。因此，地方性知识具有“地方性”和“背景性”特点[56-58]。同时，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本土知识体系，是只为有限的个体所掌握的、零散的乡土知识，具有文化的特质却不可翻译，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性知识亦具有“非科学性”特点[59]。
2.借贷地方性知识的内涵与维度划分
根据地方性知识涉及的农户生产生活的具体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生态地方性知识、医学地方性知识、借贷地方性知识等不同门类。其中，借贷地方性知识是指受地区自然、社会和历史因素制约的，为当地人们特有的，关于借贷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中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相对应，借贷地方性知识在内涵上包括具有地域特征的财富认知、生活逻辑和借贷观念(图1)。其中，财富认知是指农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主要的财富积累形式；生活逻辑是指农户的生活态度及其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借贷观念是指农户对资金借贷的态度。
图1 地方性知识与借贷地方性知识
中国农村社会的圈层文化使得农户行为具有一定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和心理认同边界，强调外在环境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力。这一点在费孝通提出的中国农村“差序格局”[60]以及贺雪峰提出的“双层认同体系”[61]中均得到验证。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农户也分化出不同的信贷逻辑，引起了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的地区差异，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信贷市场。例如在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温州地区和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皖北地区，农户的借贷观念和动机截然不同。
三、借贷地方性知识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的作用机制
借贷地方性知识主要通过财富认知、生活逻辑和借贷观念三条路径影响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其具体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1.财富认知影响机制
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农户财富认知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农户对家庭财富形式的追求，即是以实物财富形式为主还是以货币财富形式为主。例如，大部分地区农户注重家庭货币资产的积累，而老少边穷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注重实物资产的积累[62]。不同的财富认知形成了农户不同的发展方式，引起发展动机的差异，进而影响其外部融资需求和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如此反复，不断加强。追求货币财富为主的贫困地区农户更加注重家庭货币资产的积累，用于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之后的家庭经济剩余多被转化为储蓄存款，生产性发展动机较弱，其信贷市场参与意愿较弱。相比之下，追求实物财富为主的农户更偏重于家庭生产性实物资产的积累，其生产性发展动机强烈，家庭经济剩余多被用于生产再投资，其融资需求较强，愿意积极参与信贷市场。
2.生活逻辑影响机制
农户生活逻辑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秉承“生活本位”还是“非生活本位”，由此形成了不同地区农户独特的生活习性[63]。这一生活习性又通过贫困人口的圈内集体互动而得到加强且被制度化，形成农户生活态度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家庭的储蓄。秉承“生活本位”逻辑的农户其生活目标是体验当下生活，生活内容丰富，生活幸福感较强。追求安逸的生活态度使该地区农户的生活状态相对闲散，家庭收入中除去用于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的部分多被用于享受当下生活，甚至不惜借款消费，大部分农户的家庭储蓄相对较少。当面临大额资金缺口时，例如子女上大学、家庭成员大病等，农户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上升，其信贷市场参与意愿较强。秉承“非生活本位”逻辑地区农户的生活目标是追求高质量的未来生活，例如追求更好的住房环境，农户的生活习惯相对节俭，家庭收入中除去用于维持家庭再生产的部分多被用于储蓄。生活紧迫感加上相对节俭的生活习惯使得该地区大部分农户会保有一定量的储蓄，这些储蓄对一般性家庭支出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地农户参与信贷市场的意愿(2)该地区农户的资金需求更多地体现在建房、购房、装修房屋等需要大额资金支出的事项上。。
3.借贷观念影响机制
因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以及交通状况等的差异，不同贫困地区与现代社会的融入程度不同，进而孕育出不同的借贷观念。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对资金借贷，尤其正规信贷的接受度方面。有些地区农户对借贷行为的接受度较高，愿意积极参与信贷市场，而有些地区农户碍于面子，或出于声望和声誉等因素不愿意参与正规信贷，信贷市场参与率较低，甚至为零[64]。即使发生借贷，贷款的压力也会使其急于清偿债务。据此，借贷观念可以直接作用于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同时，不同的借贷观念在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意愿转化为参与行为的过程中的作用亦存在差别。积极的借贷观念会促进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实现，相反，消极的借贷观念会抑制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意愿向实际借贷行为的转化。不同的借贷观念造成不同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该地区信贷市场的发育，而信贷市场的发育程度又反过来强化了该地区农户的信贷观念和参与行为。例如，江浙地区小贷公司的繁荣和该地区积极的民间借贷与活跃的借贷文化相关；而传统农区碍于面子和声誉不愿借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地信贷市场的发育。
因地缘关系决定的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力大小取决于其地方性的强弱和非科学性的程度。若地区聚合程度越高，地方性越强，借贷地方性知识非科学性的程度越高，那么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的影响更大。因此，越是在偏远、相对独立的贫困地区，其封闭程度越高，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越大。
四、内蒙古和山东两省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本课题组2018年7-10月在内蒙古自治区两个贫困县——赤峰市巴林右旗与乌兰察布市商都和山东省两个贫困县——聊城市临清与阳谷县的实地调研。课题组走访了4个县25个乡(镇)54个自然村603个农户，通过一对一入户访谈了解当地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赋以及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情况等信息。
1.两地借贷地方性知识比较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西部地区比较贫困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国家重点扶贫的农牧区。巴林右旗和商都均位于内蒙古东部，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碰撞、彼此融合的典型区域。2017年，巴林右旗和商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 498(3) 数据来自巴林右旗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元和9 257(4) 数据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017年商都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元。内蒙古自治区在历史积淀以及民族习俗与传统不断演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草原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文化，包括草原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在内蒙古自治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以及游牧轮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下，牛、羊等牲畜成为当地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户对家畜的爱护尤为强烈。此外，草原文化在长期积淀中也孕育出了许多富有生命力的观念和思想，诸如市场意识淡薄、开拓进取、包容并蓄、热情豪爽、乐观冲动等，形成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观念体系。受草原文化和由其衍生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非常重视牛、羊等生产性实物资产的积累，生活上闲散惬意，储蓄意识不强。
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小农经营特征明显。临清和阳谷隶属山东聊城，地处山东西部，均为贫困地区。2017年，临清和阳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1 093元(5) 数据来自(山东省)2017年临清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12 239元(6) 数据来自(山东省)2017年阳谷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聊城地处齐鲁之邦，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明朝以前，儒、道、佛三教是聊城人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主流。其中，儒家思想在聊城市上层社会和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进入明朝后，佛教和道教在当地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并逐渐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自此，儒学成为齐鲁文化的核心，深刻地影响着聊城人的性格和价值理念，形成了当地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诚实守信的精神和勤劳质朴的生活作风。当地人常以继承“周孔遗风”为自豪，人们大多知礼逊、习节俭；以坚持“孔颜人格”为骄傲，造就了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吃苦耐劳等人格形象。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聊城市农户非常重视家庭储蓄和财富积累，生活上节约简朴，不爱借钱。
综上所述，内蒙古和山东两地农户在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借贷地方性知识。内蒙古和山东贫困地区农户借贷地方性知识的差异如表1所示。
2.两地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比较
表1 内蒙古和山东贫困地区的
借贷地方性知识比较
地区财富认知生活逻辑借贷观念内蒙古实物认知生活本位接受度高山东货币认知非生活本位接受度低
表2 2017年内蒙古和山东受访地区
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基本情况 %
比例总受访农户(603)内蒙古(341)山东(262)信贷市场参与正规借贷34.99 51.61 13.36 民间借贷6.80 7.04 6.49 正规+民间3.81 5.28 1.91 未参与借贷54.39 36.07 78.24
表3 受访地区农户未参与
正规信贷市场的原因 %
未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原因总受访农户(369)内蒙古(147)山东(222)不需要资金54.57 30.77 73.99 有其他渠道18.52 20.82 16.41 贷款额度低/期限短/利息高7.65 19.29 2.24 不清楚贷款程序/与信贷员不熟11.36 14.29 5.12 担心还不起/贷款有风险7.9 14.84 2.24
2017年受访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情况如表2所示。从受访农户总体来看，603个受访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率为45.60%，其中，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率为38.80%，民间借贷参与率为10.61%。分地区来看，内蒙古自治区两个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率为63.93%，山东两个贫困地区为21.76%，低于内蒙古地区42.17个百分点。从信贷市场参与渠道来看，内蒙古受访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率为56.89%，山东地区为15.27%，低于内蒙古41.62个百分点；内蒙古两个贫困地区农户民间借贷参与率为12.32%，山东地区为8.40%，亦低于内蒙古地区。由此可见，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率明显高于山东；两地农户在融资渠道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
表3列出了未参与正规信贷市场农户的具体原因。总体来看，54.57%的受访农户因为不需要资金未参与信贷市场。分地区数据显示，山东贫困地区不需要资金的农户占比为73.99%，内蒙古贫困地区为30.77%，山东贫困地区农户的资金需求率远低于内蒙古。此外，内蒙古贫困地区因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贷款手续或贷款风险等未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农户占比近50%，山东地区为10%左右。其中，内蒙古和山东受访地区因交易成本配给(不清楚贷款程序/与信贷员不熟)和风险配给(担心还不起/贷款有风险)自愿放弃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农户占比分别为29.13%和7.36%。由此可见，内蒙古和山东两地农户不仅在正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未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原因上亦存在明显差异。
3.两地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
(1)财富认知差异引起两地农户发展动机的不同。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实物财富形式认知与山东贫困地区农户货币财富形式认知的不同使两地农户的资产积累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表现出生产性发展动机的差异。在实地调研中，我们通过“如果有结余的钱，您会怎样使用这笔钱？”这一问题来衡量农户投资行为。调查显示，89.74%的内蒙古地区农户会进行生产再投资，73.66%的山东地区农户表示将收入结余放在家里或存银行。进一步通过询问农户未来三年内有无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计划来衡量农户的发展动机，调查显示，内蒙古和山东地区有发展动机的农户占比分别为50.44%和12.60%，说明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的发展动机较强，山东贫困地区农户的发展动机普遍较弱。实物财富认知使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主要将家庭结余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积累牛、羊等实物资产，当地农户表现出强烈的生产性发展欲望。相较而言，货币财富认知使山东贫困地区农户将家庭盈余主要用于储蓄，积累货币资产，当地农户生产性发展欲望不高。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特点，对农户而言，其生产性资金需求一般集中在农业生产投入阶段，强烈的发展动机加上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使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在农业生产投入阶段产生的融资需求更大，农户信贷市场参与意愿更强。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加上不高的生产性发展欲望使山东贫困地区农户一般不需要额外的生产性资金投入，对信贷市场的参与动机普遍不足(7)两地农户初始资源禀赋亦存在较大差异，内蒙古受访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为30.71亩，人均牲口数量15只(牛/羊)，山东受访地区农户农业生产规模普遍较小，人均耕地面积为1.18亩。。
(2)生活逻辑差异引起两地农户家庭储蓄的不同。在实地调研中，首先通过询问农户“即使不缺钱，也应该省着点花钱，你是否认同”这一问题来衡量其消费观。调查显示，10.92%的山东受访农户表示“无所谓”或“非常不赞同”这一说法，内蒙古自治区受访农户这一占比为20.11%，两地差异为9.19%。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主观性，进一步收集了农户2017年的资金用途情况进行佐证。如表4中数据显示，内蒙古农户的家庭支出主要集中在生活消费和农业投入上，其占比分别为30.07%和33.96%；山东地区农户的家庭支出主要是在生活消费、子女教育和建房/购房方面，其占比分别为44.54%、13.16%和19.21%，未来人力资本投入和住房支出占总支出的32.37%。较高的日常消费支出占比也反映了内蒙古地区农户较山东地区农户更注重生活享受(8) 虽然该统计数据反映出的内蒙古地区农户的日常消费水平略低于山东地区农户，但内蒙古地区农户以2～4个人数的家庭规模居多，受访农户中这一比例为88%，山东地区则以4～6个人数的家庭规模为主，受访农户中这一比例近70%。因此，内蒙古地区农户的消费支出占比其实更高。从实地调查中还了解到，在农闲时山东地区农户倾向于积极寻求有偿帮工的机会，而内蒙古地区农户往往选择放牧度日。。两地农户资金用途和支出结构的差异使得两地农户的家庭结余和储蓄情况呈现较大差异。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53.37%的受访农户收不抵支、存在赤字，山东地区仅16.41%的受访农户存在赤字，比内蒙古自治区低36.96个百分点。
通过询问农户是否有银行存款来搜集农户家庭储蓄信息。调查显示，内蒙古地区有存款的农户占比为31.67%，山东地区为88.17%，明显高于内蒙古地区。因此在面临暂时性、较小的生活性资金缺口时，内蒙古贫困地区大部分农户难以利用家庭储蓄平滑支出，生活性外源融资需求较高，对信贷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山东贫困地区农户较高的储蓄率使其可以利用自有储蓄填补一部分资金缺口，对信贷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弱。
表4 2017年山东和内蒙古自治区收支差异比较 %
省份资金用途(支出占比)生活消费农业生产投入子女教育建房/购房其他合计盈余储蓄内蒙古30.0733.969.795.1621.0210046.6331.67山东44.549.0413.1619.2114.0510083.5988.17
(3)借贷观念直接影响农户借贷行为。通过询问农户在面临资金缺口时是否愿意参与正规信贷市场来衡量其信贷市场参与意愿。数据统计显示，67.74%的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表示愿意参与正规信贷市场，仅15.27%的山东贫困地区农户表示愿意参与正规信贷市场。针对不愿意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农户，课题组进一步询问其不愿意参与的原因。调查显示，由于贷款利率高、贷款期限短、贷款金额小等因素不愿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的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占比84.21%；山东贫困地区农户主要因存在亲戚朋友等第三方借款渠道而拒绝向银行借贷，这一比例为63.16%。从实地调查中也了解到，内蒙古贫困地区农户认为资金借贷是件平常的事情，循环借贷、借贷还贷的行为很常见。加上内蒙古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约束，亲戚朋友间的借贷成本较高，农户对于借贷，尤其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普遍持积极态度。相比之下，山东贫困地区农户对待资金借贷十分谨慎，多数人认为借钱有伤颜面。加上当地人注重关系人情的传统特色以及亲朋借贷一般是零利息等因素的影响，山东贫困地区农户对于参与信贷市场，尤其正规信贷市场普遍持有相对消极的态度。在借贷渠道上，他们首先考虑向亲戚朋友借贷。
综上所述，内蒙古和山东贫困地区由自然、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差异分化出各具地方性和非科学性特征的借贷地方性知识。这种包含财富认知、生活逻辑和借贷观念在内的借贷地方性知识在地理区域内的群体间不断传递，引发区域农户的发展动机、家庭储蓄和借贷观念在空间维度上不断叠加，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沉淀，进而固化着当地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并使两地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论，从财富认知、生活逻辑和借贷观念三个层次构建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分析框架，并运用内蒙古和山东两省贫困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经验论证。研究表明：借贷地方性知识作为一个地方长期居住的群体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的常识，对当地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规约和引导作用，从而使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地区整体性和地区间差异性特征；这种在自然、社会和历史因素沉淀下形成的具有地区特色的借贷地方性知识，既可通过影响农户发展动机和资金储蓄进而影响其外部融资需求间接作用于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也可通过影响农户的借贷观念直接作用于其信贷市场参与行为。
农户信贷市场参与决策受到个体异质性和地区借贷地方性知识的共同影响。借贷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影响农户生产生活的金融文化背景因素，其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强弱与“地方性”程度有关。在地方性程度高的地区，借贷地方性知识的非科学性和背景性特征更加突出，其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更大。因此，在经济、金融活动活跃的商业区域，以及文化气息浓厚的传统文化发源地，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更加凸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信贷扶贫工作的开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启示：一是在信贷扶贫过程中应重视需求方的借贷地方性知识对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尊重各地借贷地方性知识的差异性，因地施策；二是参照围绕农户收入特征进行的系列金融扶贫工具的创新逻辑，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也应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并存的各种借贷地方性知识，预测和引导人们的借贷行为决策。例如在内蒙古地区，应积极推动该地区征信体系建设，创新与牧业生产周期相适应的信贷产品；在山东地区，应引导并扶持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符合要求的非正规金融逐步进行正规化改造来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三是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力求实现经济同步发展的同时，也应注重社会文化的融合，打破“借贷地方性知识”壁垒，促进借贷观念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加快其与主流观念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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