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

产业兴才有乡村旺，有什么样的农民就有什么样的农业和农村[1]。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正式提出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之后，连续多个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传统小农生产相比，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将资金、土地和技术更好地集中起来，在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种什么地”等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以及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以及农业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不少劳动力返回农村创业就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3]，而且不乏海归、城市下乡或乡村进城求学然后再回乡的较高学历人士、外出务工回乡劳动者、经营工商业的成功者以及退役军人等成为新型职业农民[4]。这些新型职业农民或多或少具有不同的非农就业经历，这种非农就业经历可能影响后期的农业生产行为[5]，如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场主更偏向于选择风险较低的经营项目[6]；同时，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民务农收入更高，究其原因，这些农民更善于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7]。行为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农民后期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8]。那么，新型职业农民的这种非农就业经历是否会影响到其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机理何在？值得探究。

相比传统农户，职业农民的生产效率普遍更高[9]；个体特征差异影响明显，农民受教育程度[10]、自身创新能力[11]和家庭资源配置[12]在生产效率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职业农民持续参加培训可以提高农业生产行为能力[13]，也可以直接促进收入的增加，但对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会有所差异，其中，生产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收入最高[14]。目前传统的农民培育模式已经满足不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相比政府主导的培育模式，以农业高校为主体的培育模式更能满足农民需求[15]。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育的影响因素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因素主要有农地流转[16]、政府补贴[17]、培育环境和培育方式等[18]；微观因素主要体现在农民的性别、年龄[19]、政策认知程度[20]等。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管理和环境等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生产效率的影响[21]。不同就业经历可以积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但鲜有文献从新型职业农民的非农就业经历视角研究其对经营效率的影响。可见，既有研究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还存有空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从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及其异质性视角，利用粤赣两省501份新型职业农民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业产业兴旺找准培育对象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

1.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释义

新型职业农民主要体现在“新”，是建立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具有经营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等特征的农业经济组织和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22]，主要包括种养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民企业家等。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中不乏具有非农就业经历者，与传统农民相比，他们的学历更高、见识更广，接触过现代都市文明，拥有更强的市场意识和法制意识，可能将其从业经历积累的知识、经验和人脉等运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经营理念和方式。基于既往研究[23]，本文将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定义为：曾在一年中有超过6个月的时间在非农产业就业的经历，目前均已脱离原来从事的务工、个体经营、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经营管理等职业，开始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职业农民。因此，基于新型职业农民构成的差异，本文所研究的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主要包括务工、经商和从政三种。

2.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路径

现代农业作为一种新型农业耕作方式，是通过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及经营管理进行最优配置的农业形态，需要生产要素及生产机制的密切合作。当前中国正处于传统“牧童”农业、“封闭”农业向现代“机械”农业、“开放”农业转型时期，迫切需要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并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积累了一定资本、有农业情怀的劳动力将其在非农就业领域获得的知识、技能、人脉和经验等运用到农业生产经营中，以市场为导向，整合农业资源，进而提升农业经营效率。经历就是财富和资本，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有利于其增加资本积累，提升其行为能力，改善并影响其经营效率。

(1)丰富人生阅历，增加人力资本，提高经营决策和管理能力。人力资本是劳动者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的总积累。它的作用不言而喻，在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和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绩效[24-25]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多样，非农就业经历就是其一[26]，尤其是在农村出生和成长的劳动者，外出务工可以增加其知识技能经验的积累、推动观念的更新和农业生产新技术的获得[27]。同样，与传统安稳的小农生活相比，经商活动面临的竞争性和风险性更大，要求经商者具备更多的商业知识和灵活应变能力。另外，能够进入公务员系统，都是经过层层考核的高素质人才[28]，而且通过后期工作的锻炼，这种人力资本优势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2)夯实经营发展基础，积累经济资本，增强生产投资和风险抵御能力。资金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与务农相比，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水平一般更高，由此形成的物质财富积累[29]，为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领域开启新的事业奠定物质基础；特别是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会更容易获得经营资金和客户资源[30]。经商经历可以帮助个体或组织积累生产资金[31]，而资金的回流也增加了新型职业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可能性。具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关注度更高，基于从政时期养成的职业习惯，他们更可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响应或者应对国家农业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于农业生产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营风险。

(3)拓宽社会网络关系，丰富社会资本，提升市场拓展和营销能力。从微观上讲，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个体或组织间信息传递、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以及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当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有利于其发现新的机会。农民社会资本中强连带社会关系在提供资源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32]，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农村亲缘和地缘的限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网络关系。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有务工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为获得经济报酬最大化，会尽可能将外出务工获得的新知识、新技能、资金以及新的社会网络关系应用于农业生产，改变原有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社会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不同，经商主要构建的是以“业缘”为主的关系网络，这种宽的社会网络关系可以提升民间借贷水平[33]，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甚至是农民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获得银行贷款或者民间借贷的可能性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资金缺乏的压力和“信息孤岛”问题。政治关系是一种重要且稀缺的资源，新型职业农民的从政经历有利于丰富其社会资本，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资金来源的范围和信息来源渠道。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1：非农就业经历有助于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

3.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影响：行为能力的中介效应

作为人们开始某项工作之前初始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各种从业经历可以为人们某种行为的发生提供信息和知识支持，还会影响人们开发机会的能力[34]。因此，基于“干中学”的原因，新型职业农民部分(而不是全部)行为能力的提升很可能来自之前的就业经历，并且这部分行为能力对其经营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行为能力会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35]、经营规模[36]、农业经营收入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等[37]。而且，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技术和资金等也只有转化为内在的行为能力，才可能在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提升农业经营效率中发挥作用。现实中，新型职业农民具有异质性，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新型职业农民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资源禀赋上，也体现在行为能力上。即使在资源禀赋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个人行为能力不同，经营效果也会有所不同。新型职业农民行为能力的差异，特别是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其经营效率出现差异。对于生产经营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而言，出于预期经济收益的考虑，可能更愿意增加农业生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使农业经营规模与生产要素相匹配。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H2：行为能力在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与其经营效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8-11月进行的问卷调查，主要利用给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授课的机会，对参加培训的新型职业农民发放调查问卷，经过预调查、问卷确定和全面调查等阶段，共发放调查问卷560份，收回有效问卷545份，调查范围涉及广东和江西两省。删除关键值缺失的无效问卷后，本文最终使用501份有效问卷，问卷使用率为91.92%。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其农业经营情况等。

2.变量选择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Y)，依据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指标，采用DEA方法计算出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其中综合效率等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综合效率值更能全面反映农业生产状况[38]，因此将综合效率值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代理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第一，是否具有非农就业经历(X)。如前文分析，非农就业可以增加个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行为能力，进而影响到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非农就业经历，则X=1；反之，X=0。第二，根据实地调研发现，新型职业农民的非农就业经历存在差异性，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在调查问卷中主要设置了“您在从事农业之前的职业”题项，以此判断其就业经历的差异性。借鉴罗明忠等[1]的研究，依据个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之前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将其非农就业经历分为务工经历、经商经历和从政经历三种主要类型(1)非农就业经历还包括从军、求学和从医等其他经历，但每种经历获得样本量较少，合计为59份，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具有务工经历、经商经历和从政经历，则X1、X2、X3=1；反之，X1、X2、X3=0。

(3)中介变量。行为能力是一个待检验的中介变量，罗必良教授团队[35]对行为能力做出了丰富的研究。因为本文研究对象是新型职业农民，行为能力是指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经营能力，而非法律层面的；同时，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非农就业经历对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能力的影响。依据调查问卷“非农就业经历对您从事农业的影响”中题项，包括提升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经营信心、拓宽视野、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培养管理能力、具备市场拓展能力、积累农业生产资金以及拓宽社会网络关系等八个题项，参考朱红根的研究[39]，对选择项赋值，新型职业农民选择该项则为1，反之则为0，最后对选择项进行得分加总，分值越大，表明获得正向影响能力数量越多，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能力可能越强，基于此，用获得正向影响能力数量的加总值表示新型职业农民行为能力变量。

(4)控制变量。不仅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其他因素也可能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产生影响。为此，除了引入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特征变量，还引入新型职业农民家庭特征和村庄层面特征。具体而言，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四个变量。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和农产品销售渠道稳定性两个变量。村庄层面特征主要包括：村庄水利设施能否满足农业生产和地形特征两个变量。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中纳入这些变量，以期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层面特征后，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仍具有稳健性。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模型选择

应用 DEA 方法得出决策单元效率值后，为进一步分析效率值受哪些因素影响及其影响程度，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直接进行回归，由于DEA 模型确定的效率值(因变量) 被限制在 0 ～1 之间，参数估计值会产生偏向于0的情形。为解决这一问题，采用 Tobit 模型。

其中，εi～N(0,σ2),β为回归参数向量，xi为自变量向量，

为因变量向量，yi为效率值向量。

为探讨行为能力的中介作用，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和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i表示不同的新型职业农民，Y表示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T表示非农就业经历变量，M表示行为能力变量，X是控制变量，V是常数项，ε表示随机干扰项。分别采用Tobit模型和OLS模型对3个方程进行回归。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1.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测度

(1)测度指标选择。资本、劳动和土地等三种要素在生产函数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DEA模型选择的投入产出指标为：产出变量I，为新型职业农民当年的农业经营收入，不包括家庭非农收入，主要根据当年新型职业农民所从事的各项农业活动，通过对当年的种植业收入、设施农业收入或畜牧养殖业、水产养殖业收入和休闲农业收入加总得到当年的农业产出。土地投入变量S，指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土地面积，包括种植面积或养殖面积。劳动力投入变量L，包括自家农业劳动力投入和雇佣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变量K，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金投入量，包括种植业在种苗、化肥、农药、水电灌溉等方面的物质费用或养殖业的物质费用，结果如表2所示。

(2)测度方法与结果。利用DEAP 2.1软件，对501个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进行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新型职业农民经营综合效率偏低，只有0.11，说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综合效率损失严重，但由此也说明后续提升空间较大，即在保持现有投入产出的水平下，如果消除技术和管理无效，可以使平均投入减少89%。纯技术效率为0.318，也处于偏低水平，在投入产出方面也有提升的余地。规模效率为0.378。从三者的关系看，综合效率偏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较低。

2.回归检验

本文运用Stata 15软件对非农就业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进行Tobit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非农就业经历有助于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模型Ⅰ只纳入非农就业经历变量，回归系数为0.065，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农就业经历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提升。模型Ⅱ、模型Ⅲ和模型Ⅳ依次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层面变量，各模型的回归系数均保持在0.057左右，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具有正影响，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验证了H1假说。可能的原因在于，经历作为一种财富和资本，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非农就业经历积累资本、提升能力以及发挥“记忆反馈”效应，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影响其经营效率。

事实上，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既往的就业经历仍有差异，为此，基于异质性视角，进一步采用Stata 15软件分别检验务工经历、经商经历和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

(1)务工经历正向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模型I和模型II的回归结果显示，务工经历变量在5%的水平上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务工经历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提升，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外出务工经历使新型职业农民开阔了视野，促进其原有知识结构的改变，积累了农业生产所需的资金，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也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务农经历提供一个成本参照，影响他们的农业经营行为，正如方蕊等指出，外出务工就业经历会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40]，进而激励新型职业农民更加专注于农业经营，寻求改善农业经营效率的途径和方法。

(2)经商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有正向影响。如表5所示，模型I和模型II的回归结果显示，经商经历会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提升，显著性水平均为5%，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有经商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市场经验、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人脉等，运用于农业生产经营转化为效率改善的重要源泉。

(3)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较小，系数为0.01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在于本文问卷调查数据中具有从政经历的样本量较少，只有44个，均值为0.09，变量观测值较少，模型没有捕捉到变量的变化，因此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扩大样本加以深化研究。但一般来说，从政经历可以积累强的政治关系，进一步促进新型职业农民与政府部门交往，在自身的事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验方法的复制，较容易获得外界资源。但是这种政治关系的强弱会受到地域距离的限制，进而影响农民获得政治资源的数量；当然，这种从政获得的政治关系对组织绩效是否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41]。

(4)控制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各异。地形特征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有负向影响。从样本地形描述性统计结果看，均值为2.26，可见大部分新型职业农民所在村的地形是丘陵(27.4%)和山区(49.5%)，可能的原因在于，丘陵和山区地形的细碎化程度较高，对农业规模化经营有一定的限制，造成农业生产成本过高。性别、学历和年龄等控制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说明，非农就业经历中“干中学”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更大。

3.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新型职业农民部分(而不是全部)农业生产经营行为能力的提升可能来源于非农就业经历，而且这部分行为能力可能会影响其农业经营效率。基于此，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采取逐步回归法检验“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农民经营效率”这一作用路径。

表6为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中第一步和第三步均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采用OLS模型进行分析。第一步以经营效率为被解释量，非农就业经历为核心解释变量，加上其余控制变量，而行为能力不加入解释变量，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经历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二步以行为能力为被解释变量，非农就业经历为核心解释变量，加上其余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经历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非农就业经历可以促进新型职业农民行为能力的提升。第三步以经营效率为被解释变量，加入非农就业经历和行为能力以及其余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经历的系数为0.015，对农民经营效率影响较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为能力在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行为能力对经营效率有显著影响，根据Baron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表明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农民经营效率”中发挥中介作用，证实了假说H2。

4.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所得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重新估计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选择核匹配作为主要匹配方式，同时选择半径匹配和K近邻匹配进行参照。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处理组为有非农就业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控制组为没有非农就业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结果显示，三种匹配结果相差较小，而且均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其效应方向和显著水平是一致的，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因此，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没有因为匹配方法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验证了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为保证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匹配结果还要确保满足平衡假设。一般来说，模型匹配后各个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最好控制在10%以内，因此，为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继续验证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各个变量是否满足平衡性假设。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处理组(有非农就业经历)和控制组(没有非农就业经历)各个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有所降低，都在10%以内，说明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的差异基本得到消除，该模型满足平衡性假设检验。因此，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和前文分析一致，进一步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既往关于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和收入等方面的研究较丰富,但经历作为一种资本，较少文献从新型职业农民的非农就业经历视角研究对其经营效率的影响。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粤赣两省501个新型职业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1)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偏低，有较大提升空间；(2)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务工经历和经商经历均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但从政经历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3)非农就业经历通过行为能力间接显著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表明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与农民经营效率”中发挥中介作用。可见，应激励具有丰富非农就业经历的劳动者到农村创业就业，并对具有不同就业经历有意愿从事农业的劳动者采取差异化培育政策，促进乡村振兴。

首先，充分认识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具有积极影响的事实，既要从资金、技术和财税等方面予以综合扶持，更要在职业荣誉感、农业情怀和乡村发展使命感等方面予以培育和肯定，吸引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有较高学历和能力，积累了更丰厚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劳动力投身农业，从事农业经营，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经营带头人的作用，化解“谁来种地”的难题。其次，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要充分考虑对象的差异化，依据其从业经历不同采取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培育方式，对那些在外务工和经商等返乡回归型新型职业农民，重在引导其将在外务工和经商等经历获得的现代市场意识和管理经验等与农业发展的特性结合，坚定以农为业的决心和信心，进而走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农业从业人员发展道路；对那些基于事业发展而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具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引导其真正“爱农、事农、知农、富农”，为现代农业发展补充新生力量；对那些从来没有过非农就业经历的农业中自发地内生成长起来的新型职业农民，则应重在强化对他们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培育，帮助他们确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理念，掌握现代农业科技。最后，要考虑地形特征对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因地施策，减少因地形限制给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经营带来负面约束，山区和丘陵地区重在降低土地细碎化给农业规模经营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推进功能型农业的发展；平原地区则重在以机械化促进农业经营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推升农业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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