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过程的影响

柳建坤1,何晓斌1,王 轶2

(1.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2.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返乡创业是发展乡村经济并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利用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针对返乡创业者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了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全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特殊信任会使创业者基于发展型动机进行创业,但会抑制他们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和劳动力,并且对企业的客观绩效没有产生促进作用。提出相关部门在鼓励返乡创业者发挥特殊信任在创业初始阶段的正向影响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优惠政策与创业者之间的对接,强化政策的落地能力,以此提升返乡创业的经济绩效。

关键词 乡村振兴; 返乡创业; 特殊信任; 创业过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流动速度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格局拉动了宏观经济持续增长,但也使城乡不平等程度逐渐扩大,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问题是造成农村贫困加剧的重要原因[1]。创业是农村减贫的有效方式。大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实,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可以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显著提升创业者和受雇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2],进而降低整体贫困率[3-4]。中国在2017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强调了创业在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2018年和2019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从“加强扶持引导服务”“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创业支撑服务平台,完善乡村创新创业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提升乡村创业行动效果的路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土地、财税、信贷、人才等方面出台了扶持农村创业的配套措施。受到政策的强力推动,除了农村本地创业活动迅速开展外,返乡创业热潮开始形成。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返乡创业人员已达780万人,其中农民工为540万人,占70%(1) 详见http://m.sohu.com/a/287999344_114731.

自主创业离不开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于返乡创业者而言,除了外出务工经历可以帮助其积累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 [3],该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开展创业活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外出务工者需要在新的生活空间和工作场域中构建新的社会网络,这对增强其在创业初期的融资能力、获取市场信息、扩展客户规模都具有积极影响 [5]。另一方面,外出务工者在回到家乡创业后也会积极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来获取创业所需的基础资源,进而提高创业的可能性[6]。总体而言,此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不过,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它还包括诸如信任、规范等可以促进合作行动的要素[7]。经济学文献高度重视信任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信任与创业活动的关系引起了广泛讨论[8-11]。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加快了社会变迁的速度,导致公众对他人的信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处于高度变动的状态,因而信任与包括创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少量的研究讨论了政治信任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外[12],大量关于信任与创业的研究集中在人际信任,确切地说是对社会多数人的社会信任或普遍信任[13-15],对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创业活动特别是返乡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尚待研究。鉴于此,本研究采用2019年对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企业进行调查所收集的数据,以此来考察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过程的影响。

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做出新的探索:第一,使用以返乡创业者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以获得推论范围更大的结论;第二,对返乡创业活动的全过程进行分析。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这两个阶段,这导致一些重要的因素难以被呈现。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含了返乡创业活动的详细信息,涵盖了创业动机,信息、资金和员工的获取渠道以及创业绩效等创业过程的全部环节;第三,实证考察特殊信任在返乡创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了解信任与创业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按照经典的创业理论的观点,创业是一种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行动者将现存的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并引入到生产体系之中的创新性活动[16]。因此,传统经济学将创业视作一种关于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如何实现最优组合的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体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创业者的行动会受到基于关系网络而形成的社会资本的影响。除了社会网络和规范外,信任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7]。Fafchmps认为,信任是使特定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与他人形成合作关系的一种积极的心理预期。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信任对缓解环境不确定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具有重要作用[17],并且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信任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8]。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创业面临着更大的资源约束和外部风险,而作为风险缓冲机制的信任则对激励个体创业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信任发挥着风险分担的功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自身拥有的资源多寡以及外部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共同影响,因而其在运营过程中不得不承受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初创企业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信任是信任者对被信任者向自己提供帮助的一种期待[19]。因此,即使处于困难时期,信任水平高的人仍认为自己能够获得他人的帮助,从而愿意从事高风险的经济活动。第二,把握创业机会是个体进行创业准备的重要前提,而信任可以促进信息的传递和流动。创业警觉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创业机会产生的重要来源[20]。人们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对他人的看法趋向积极,因而往往有很大的交往范围。社会网络的扩大有助于提高建立弱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异质性信息,这对于抓住其他人尚未发现的创业机会具有重要作用[21]。第三,信任可以形成社会资本,进而激发合作行为。信任既产生于社会网络,又具有独立性,反过来可以扩大社会网络,使网络成员进行交往的范围、频率和深度得到显著提高。研究表明,在公司内部,信任水平高的人更愿意采取小组工作模式,这对于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之后组建创业团队具有正向作用[22]

虽然信任促进创业活动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信任的类型是丰富多样的,其能否发挥作用会受到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结构的限制。因此,针对本文所研究的返乡农民群体,需要结合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环境来分析信任与返乡创业的关系。根据信任对象属性的不同,可以将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基本形态[23]。其中,人际信任有着两种不同的生成机制[24]:一方面,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参与者可以根据对方的人格以及关系状态而建立信任。这是一种针对特定个体的、切实感知到的“特殊信任”;另一方面,人际信任也可以是一种“普遍信任”,它不需要以真实的互动体验为基础,而仅仅通过对某一类人群或公众整体的抽象感知就可以形成。在中国,人际信任的二元结构非常不均衡,特殊信任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事实上,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主要是基于血缘等纽带组织起来的,加上长期受到宗族文化的影响,人际关系存在着明显的亲疏远近。在这种“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影响下,个体对他人的信任也是一种以血缘关系所包含的情感联系为基础的差序性信任。在这种差序信任结构中,处于最里面的特殊信任所联系的对象是与信任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群体,双方具有最高的信任水平。随着血缘关系的减弱,信任程度递减,最终在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普遍信任上终止[25]

中国的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宗族网络异常发达,因而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具有很高水平,并且特殊信任也被农民作为开展经济活动的工具。以创业为例,虽然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缺乏对农民施加了很大约束,但当地良好的信任环境为农民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了替代性资源。例如,马光荣等对湖南、黑龙江、云南等地农村的分析发现,亲友间的互惠行为较为普遍,由此形成了稳固的亲友网络,因而对借贷者有较高水平的信任,从而愿意为创业互动提供资金支持[26]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本地农民外,返乡农民也是农村创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返乡农民是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和高速城镇化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可以增加储蓄,也可以开阔眼界和提高技能,这为农民在回乡后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27]。也有学者关注社会资本对返乡创业的影响,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可以拓展农民在外地的社会网络,从而获取更多的创业资金和客户资源[5]。但现有研究在本地社会资本与返乡创业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汪三贵等对河南省的返乡农民工样本的分析发现,根植于当地的亲友网络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和创业决策的可能性[28]。但周广肃等对CHIP数据的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工在家乡地的社会资本,并且这种削弱效应在宗族文化强的地区更加突出,从而不利于创业绩效的提升[29]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返乡创业活动的研究仍存在不小的改进空间。首先,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创业活动的逻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网络的作用,但对信任可能产生的直接作用尚未进行检验。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提供了普遍信任可以促进创业活动的证据,但由于返乡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仍是以血缘或亲缘为纽带,因而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的影响需要加以重视。其次,之所以现有研究在社会资本与返乡创业关系上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分别考察了创业的起点和终点,也即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而未对返乡创业过程进行细致分析。最后,现有关于返乡创业的文献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对特定省份或地区的问卷调查。但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这意味着以往的相关研究存在明显的样本代表性问题,从而影响了既有研究结论在全国范围的推广意义。

鉴于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者抽样调查数据,充分分析其中关于返乡创业过程的详细信息,从经验层面考察特殊信任在创业不同阶段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于2019年1—7月份对中国大陆地区29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企业开展的调查。该调查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作为抽样框,通过全国15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在读学生以及项目组直接到公布的典型地区进行调查,所调查的对象均为返乡创业企业。调查问卷分为六个模块,覆盖了有关返乡创业者及其企业的详细信息,包括:(1)创业后企业发展情况;(2)返乡创业行为;(3)返乡创业企业运营情况;(4)创业后企业发展情况;(5)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及培训情况调查;(6)企业主的满意度。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 000份,回收调查问卷3 120份,有效调查问卷2 139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52%和36%。在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后纳入分析过程的样本为2 136家企业。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的时间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并且在样本的规模和代表性上都得到了保证,因而所收集的数据可以较好反映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情况。

2.变量说明

(1)因变量的确定。本文聚焦于返乡创业的全过程。因此,研究不仅关注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而且考虑了创业者获取经营企业所必备的各种资源的方式。结合调查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将返乡创业过程分解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创业动机、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及创业信息获取渠道、员工招聘渠道、创业绩效。具体的操作化方法如下:

返乡创业动机。已有文献将创业动机区分为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 [30]。生存型创业指的是因找不到其他工作而不得不自我雇佣,因而也是一种被动型创业。与之相反,发展型创业是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或实现某种超物质的理想抱负而进行的创业活动。本次调查设置了“返乡创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该问题的答案选项有7个,分别是:养家糊口、解决看病和子女上学等问题、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地位、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带领乡亲致富、推动家乡发展。据此,本文构建了创业动机这一虚拟变量,将生存型创业编码为0(选项1和选项2),将发展型创业(选项3~选项7)编码为1。

获知返乡创业政策及创业信息获取渠道。本次调查询问了返乡创业者是否了解创业扶持政策、创业税收政策和创业培训政策。如果受访者回答“了解”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政策信息获取渠道对应的题项是“创业政策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取的?”,答案选项有以下4个,分别是:(1)亲友介绍;(2)村干部;(3)当地政府网站;(4)电视、 报纸、 广播和网络。根据每一种信息渠道构建一个虚拟变量,选择“是”编码为1,选择“否”则编码为0。

员工招聘渠道。测量该变量的题项是“您主要从哪个渠道招聘员工,包括临时工”,共有四种渠道:(1)亲友推荐;(2)网上找;(3)在市场上找;(4)当地电视、报纸做广告 。针对每一种招聘渠道构建一个虚拟变量,选择“是”编码为1,选择“否”则编码为0。

创业绩效。学术界对创业绩效的测量指标存在争议,但多数文献建议采用企业主评价的主观指标与企业财务状况的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思路 [31]。据此,本文构建了两个测量创业绩效的指标:首先,从创业者的主观评价测量创业绩效的题项是“您对自己的创业企业是否满意?”,答案赋值方式是:极不满意=1,很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很满意=6,非常满意=7。据此,构建一个取值范围是[1,7]的连续变量来表示主观维度的创业绩效;其次,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是常用的衡量企业绩效的客观指标[32],据此可以构建两个客观维度的创业绩效变量,分别是:企业在2018年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将这两个变量设定为定序变量,编码方式为:0~20万=1,21~40万=2,41~60万=3,61~100万=4,101~300万=5,301~500万=6,501~1 000万=7,1 000万以上=8。

(2)自变量为特殊信任。在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使得人际信任由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存在强弱差别,大体上呈现为针对亲属的特殊信任和针对整个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25]。采用返乡创业者对亲属的信任程度来测量特殊信任,取值范围是[0,10]。该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特殊信任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本文纳入了可能会影响处于不同阶段的返乡创业的变量,涵盖了个体、企业和地区三个层次的信息。个体层面的变量有: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态、户口性质、自评健康、子女数量、同住人数、返乡前有培训经历。企业层面的变量有:企业员工数和企业新增投资额(2) 企业规模和新增投资仅纳入以创业绩效为因变量的模型。。此外,地区变量也被纳入统计模型中。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为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首先,亲属信任上的平均得分为9.2,表明返乡创业者对亲属非常信任。其次,返乡创业过程的详细信息如下:(1)75%的返乡创业者是基于发展型动机进行创业;(2)在调查的返乡创业者中,有41.3%的人了解扶持政策,有45.2%的人了解税收政策,有37%的人了解培训政策;(3)询问亲友是返乡创业者获取政策信息的主要途径,占创业者总人数的27%;(4)有69%的返乡创业者是通过亲友推荐来招聘员工的;(5)在创业绩效方面,创业活动的主观评分大于5,表明返乡创业者对创业绩效具有很高的满意度。在客观指标,返乡企业在2018年的平均销售收入区间是41~60万,其中的净利润接近21万元。

在人口统计学方面,返乡创业者以年轻且拥有高中学历和农业户口的男性为主,该群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处于中下水平。超过九成的返乡创业者都成立了家庭,孩子数量大约为2个。37%的人在外地工作期间接受过创业培训。在企业层面,返乡创业者雇佣的员工数为17人,在2018年投入的金额为138万元。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样本量特殊信任9.2411.1600102 136发展型创业0.7540.431012 136了解返乡创业扶持政策0.4130.492012 136了解返乡创业税收政策0.4520.498012 136了解返乡创业培训政策0.3700.483012 136信息获取渠道(亲友)0.2710.444012 136信息获取渠道(村干部)0.0950.293012 136信息获取渠道(政府网站)0.1350.342012 136信息获取渠道(大众传媒)0.2170.412012 136招工渠道(亲友)0.6890.463012 136招工渠道(网络)0.2520.434012 136招工渠道(市场)0.2440.430012 136招工渠道(媒体)0.0960.295012 136创业满意度5.1681.063172 136年销售收入/万元3.1002.253182 136年净利润/万元1.8811.522182 136性别(男性=1)0.7120.453012 136年龄40.9838.69819722 136受教育年限11.7032.9500192 136中共党员0.1490.356012 136婚姻状态(有配偶=1)0.9110.285012 136户口性质(非农=1)0.3380.473012 136自评健康3.6990.584152 136子女数量1.5060.806052 136同住人数3.8851.4001122 136返乡前接受培训(是=1)0.3730.484012 136企业员工数17.096115.60005 0002 136企业新增投资/万元138.414767.625022 0002 136

三、数据分析结果

1.特殊信任对创业动机的影响

创业动机是一个虚拟变量(生存型创业=0,发展型创业=1),所以需要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表2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值为0.084,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对亲属信任程度高的创业者更可能基于发展型动机进行创业。具体而言,对亲属的信任每提升1分,返乡创业者基于发展型动机进行创业的几率提高9%。虽然离开农村会使农民脱离于当地的亲属网络,但返回到农村后,血缘关系仍可以帮助其迅速融入其中。对亲属高度信任会使返乡农民的态度和行为受到亲属关系的影响,所以会基于家族甚至是整个地域共同体的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而且,由于返乡农民有能力承担更大的创业风险,因而更可能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从事创业活动。

2.特殊信任对创业信息获取的影响

2 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动机的影响

创业动机模型1特殊信任0.084*(0.045)控制变量YES常数项-2.345***(0.715)样本量2 136pseudo R20.103

注:(1)****分别表示在10%、1%水平上显著;(2)控制变量包括: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态、户口性质、自评健康、子女数量、同住人数、返乡前的培训经历、企业规模、企业新增投资、企业所在地区。

3 特殊信任对了解返乡创业政策信息的影响 n=2 136

扶持政策模型1税收政策模型2培训政策模型3特殊信任0.124***0.132***0.144***(0.042)(0.041)(0.044)男性0.1360.220**0.119(0.105)(0.103)(0.110)年龄0.031***0.035***0.021***(0.006)(0.006)(0.007)受教育年限0.078***0.072***0.056***(0.018)(0.018)(0.019)党员0.692***0.508***0.655***(0.134)(0.134)(0.135)有配偶-0.207-0.039-0.088(0.188)(0.186)(0.199)子女数量0.0680.0670.140*(0.075)(0.074)(0.077)非农户口0.0430.1040.128(0.105)(0.104)(0.110)自健康0.0530.157**0.196**(0.081)(0.080)(0.086)同住人数-0.0090.0300.108***(0.038)(0.037)(0.039)接受培训0.813***0.679***1.166***(0.096)(0.095)(0.098)地区YESYESYES常数项-4.526***-5.118***-5.504***(0.643)(0.636)(0.681)pseudo R20.0720.0620.1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后表同。

本文从两个方面考察返乡创业过程中的信息获取,也即创业者是否了解相关政策以及信息获取的具体渠道。首先,创业者是否了解相关政策是一个虚拟变量,因而合理的统计方式是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表3的三个模型的结果显示,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值分别为0.124、0.132和0.144,且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亲属信任对创业者了解有关返乡创业的政策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对亲属的信任每提升1分,返乡创业者了解创业扶持政策、创业税收政策和创业培训政策的几率将分别提高13.2%、14.1%和15.1%。事实上,当个体拥有他人所不拥有的信息时,更容易从中识别创业机会[20]。在农村地区开展创业活动面临着各种约束条件,这就凸显了政策扶持的重要性,因而获取政策信息是农民返乡创业首先考虑的问题。但返乡创业者还要考虑如何获取信息的问题,他们需要在政府、媒体和熟人等诸多渠道中进行选择。特殊信任水平越高,意味着返乡创业者与亲属的关系更加紧密,因而更可能通过亲属来了解与返乡创业有关的政策信息。表3反映了特殊信任对政策信息获取的正向影响,但是否是由亲属传递信息则需要进一步地分析。

表4可见亲属信任创业信息获取渠道的影响结果。模型1的因变量是亲友渠道,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大于零(0.078),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亲属信任对于返乡创业者从亲戚朋友处获取创业信息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创业者对亲属的信任程度提高1分,其通过亲戚朋友获取创业信息的几率将提高8%。模型2和模型3的因变量是村干部和政府网站,代表着官方信息渠道,模型4的因变量则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大众传媒的信息获取渠道。亲属信任在这三个模型中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这表明创业者是否从村干部、政府以及大众传媒获取创业信息与其对亲属的信任程度的关系是较为微弱的。本文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信息搜寻成本。政府部门是政策的制定者,其发布政策信息的渠道较为狭窄。虽然一些城市政府会在官方网站中发布政策,但基层政府缺少这些条件,转而采取内部传阅或张贴布告栏的方式进行发布。这样,身处外地的农民很难直接获知政策信息,只能通过当地亲属间接地来了解。二是信息质量。政府和媒体传递的政策信息是面向所有人的,而信息的价值与其公开的程度成反比。而且,一些政策信息是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身处外地的农民对政策的理解可能存在困难。但亲属对政策内容的解读更为透彻,能够提供一些政策文本之外的信息。因此,对亲属具有较高信任的返乡农民更相信亲友提供的政策信息是有价值的,并且是可信的,因而会选择他们来获取相关信息。

4 特殊信任对政策信息获取渠道的影响 n=2 136

亲友模型1村干部模型2政府网站模型3大众传媒模型4特殊信任0.078*0.0860.0340.073(0.045)(0.072)(0.058)(0.049)男性-0.0350.1400.1430.205(0.112)(0.180)(0.153)(0.126)年龄0.016**0.018*0.022**0.023***(0.007)(0.010)(0.009)(0.007)受教育年限-0.003-0.078***0.157***0.097***(0.019)(0.029)(0.027)(0.021)党员0.1230.669***-0.047-0.002(0.141)(0.192)(0.176)(0.149)有配偶0.062-0.402-0.030-0.306(0.203)(0.318)(0.257)(0.209)子女数量-0.0390.103-0.0120.001(0.080)(0.116)(0.105)(0.087)非农户口0.189*-0.931***0.0240.032(0.112)(0.207)(0.145)(0.121)自评健康-0.0080.0610.269**0.056(0.087)(0.132)(0.130)(0.096)同住人数-0.034-0.0180.034-0.007(0.040)(0.059)(0.052)(0.043)接受培训0.602***0.340**0.614***0.428***(0.101)(0.155)(0.132)(0.109)地区YESYESYESYES-2.365***-3.126***-6.525***-4.692***常数项(0.675)(1.053)(0.933)(0.746)pseudo R20.0230.0570.0540.034

3.特殊信任对员工招聘渠道的影响

表5为使用Logistic模型估计亲属信任对员工招聘渠道的影响结果。模型1和模型2的因变量是电视和报纸代表的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模型3的因变量是劳动力市场。在这三个模型中,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明返乡创业者对亲属的信任程度并不会影响他们通过大众传媒或劳动力市场招聘员工。模型4是以亲友推荐作为因变量,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为0.138,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对亲属的信任程度提高1分,创业者录用亲友推荐的人的几率将提高13.8%。坐享其成的机会主义行为是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表现。企业组织需要处理大量的经济事务,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更大,因而如何抑制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企业主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中,熟人关系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一方面,企业主对熟人有较高的信任度,在主观上认为其做出机会主义行为的几率较小;另一方面,熟人关系是重复博弈,这可以对对方做出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因此,在返乡农民高度信任亲属的情况下,其对亲友推荐的人会产生信任,认为其做出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较小,因而会在招聘时对其有更高的倾向性。

5 特殊信任对员工招聘渠道的影响 n=2 136

电视和报纸模型1互联网模型2市场模型3亲友推荐模型4特殊信任-0.0240.0340.0300.138*(0.041)(0.046)(0.045)(0.072)男性-0.0940.205*0.375***0.574***(0.107)(0.120)(0.121)(0.189)年龄-0.002-0.027***0.011-0.015(0.006)(0.007)(0.007)(0.010)受教育年限0.0220.129***0.037*0.068**(0.018)(0.021)(0.020)(0.029)党员-0.123-0.2090.005-0.002(0.137)(0.153)(0.146)(0.208)有配偶0.098-0.1840.008-0.092(0.188)(0.196)(0.203)(0.289)子女数量0.041-0.091-0.0860.177(0.077)(0.087)(0.083)(0.120)非农户口-0.0160.539***0.0810.323*(0.108)(0.116)(0.115)(0.165)自评健康-0.1130.1500.054-0.159(0.084)(0.100)(0.091)(0.126)同住人数0.0390.030-0.071*-0.015(0.038)(0.043)(0.042)(0.061)接受培训0.0760.206*0.1280.233(0.099)(0.108)(0.106)(0.153)地区YESYESYESYES常数项0.939-2.258***-2.551***-4.079***(0.634)(0.719)(0.691)(1.042)pseudo R20.0060.0760.0170.033

6 特殊信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n=2 136

销售收入模型1净利润模型2绩效满意度模型3特殊信任-0.002-0.0060.116***(0.020)(0.022)(0.020)男性0.161***-0.0100.076(0.053)(0.059)(0.053)年龄0.005*0.007*0.004(0.003)(0.003)(0.003)受教育年限0.023**0.042***-0.001(0.009)(0.010)(0.009)党员0.001-0.031-0.043(0.068)(0.071)(0.068)有配偶0.203**0.096-0.010(0.093)(0.101)(0.093)子女数量-0.086**-0.109***-0.053(0.037)(0.040)(0.037)非农户口0.0630.039-0.016(0.053)(0.057)(0.053)自评健康0.133***0.073*0.137***(0.040)(0.044)(0.040)同住人数0.0240.0200.033*(0.019)(0.020)(0.019)接受培训-0.109**-0.121**0.093*(0.048)(0.053)(0.048)员工数0.446***0.418***0.086***(0.024)(0.026)(0.023)新增投资0.199***0.200***0.040***(0.015)(0.016)(0.015)地区YESYESYESpseudo R20.1320.1560.021

4.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

最后考察了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的客观绩效和创业者的主观绩效评价的影响,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和模型2的因变量是创业绩效的客观指标,即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在2018年的销售额和净利润。可以看到,特殊信任在两个模型中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明对亲属的信任程度与企业财务状况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亲属信任并未提升企业绩效的原因,在于返乡创业在政策信息获取和员工招聘两个阶段受到了阻碍。因此,特殊信任会使返乡创业者仅在小圈子内获取创业信息,并且会使员工招聘渠道变得狭窄。这无疑会造成员工来源的单一化,并且使雇佣关系会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

模型3将因变量替换为创业满意度指标,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为0.116,且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创业者对亲属的信任程度对创业满意度有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发现相一致。郭红东等对22个省445家农村企业的研究发现,除了基于客户的市场性关系网络可以提高创业者的满意度外,基于亲属和朋友的社会性关系网络也具有类似的促进作用[19]。可以认为,之所以亲属信任可以提高主观维度的创业绩效但对客观维度的创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很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特殊信任会影响创业者对企业经营状态的判断,形成一种超出实际情况的过度乐观的看法。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以返乡创业者为对象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亲属信任为代表的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特殊信任是影响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其在创业的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别,具体表现为:(1)特殊信任有助于返乡创业者从事以实现集体利益为目标的创业活动;(2)特殊信任可以使返乡创业者更了解相关政策,但信息获取途径局限在亲友范围;(3)特殊信任会促使返乡创业者将亲友推荐的人作为员工;(4)特殊信任可以提升返乡创业者对创业绩效的主观评价,但并不能提高客观的经济绩效。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社会信任或普遍信任与创业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境证实了特殊信任会影响返乡创业活动,从而丰富了信任与创业关系的文献。尤其是借助于数据的优势,本研究首次展示了返乡创业的全过程并全面审视了特殊信任的多重影响。此外,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促进返乡创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亲属信任是返乡创业者在家乡所拥有的重要社会资本,但对它的使用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在创业初始阶段,亲属信任可以降低返乡创业者的风险预期,使其愿意从事一种超越私人利益的创业活动,并且可以快速传递政策信息,提供劳动力资源,增强对创业活动的满意度。但以亲属为对象的信任很难支撑更深入的创业活动,比如难以直接获得政府提供的信息、招聘渠道狭窄等,从而限制企业发展的潜力。因此,返乡创业者应在创业活动的不同阶段有意识运用亲属信任,扬长避短,将这种非正式制度对创业的积极效果最大化。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返乡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可供参考的做法如下:第一,借助社会网络和大众传媒等方式大力推广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使返乡创业者能够及时获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二,完善公开性的劳动力市场,降低返乡创业者为招聘员工所付出的搜寻成本;第三,降低返乡创业者通过正式渠道进行融资的门槛,并开设具有针对性的金融课程来提高返乡创业者的金融素养,使其可以运用金融工具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绩效。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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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类型与创新绩效研究”(19BSH151)。

作者简介:柳建坤(1992-),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创业、政商关系。

通讯作者:何晓斌(1977-),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创新创业、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F 3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0)05-0082-10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0.05.009

(责任编辑:陈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