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并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部署，以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完善、维护农民土地权益。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快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解决产权模糊、四至不清、面积不准等问题，2018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及颁证工作基本结束。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是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优势逐渐释放完毕背景下提出又一项土地改革举措，传统的土地制度所形成的耕地细碎化、地块零散及农地规模过小等问题已经阻碍了我国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1]。在保持集体土地产权关系不变的基础上，促进农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是有效解决当前土地中存在问题途径之一[2]。合理有序的农地流转能够高效解决农地的细碎、零散及土地撂荒等问题，能起到盘活农村经济、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农地资源利用率的作用。土地流转需要农地确权，通过农地确权确保农户对土地的主体地位，对改变小农经营规模、提高农户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及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地确权能否推进土地流转关键在于决策主体。作为微观决策主体的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虽然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福利最大化依然是农户决策选择的关键因素[3]。新一轮确权后对农地流转与农户福利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并不多，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涉及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农地确权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等方面。对农地确权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研究有三种观点：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农地确权颁证厘清了土地产权关系、增加了产权的稳定性和降低了交易成本，能显著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改善村庄基础设施条件、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等，因而推进了土地流转[4-6]；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农地确权强化了主体产权，增强了农户的“禀赋效应”，使得农户的预期效益增加，增加了土地流转成本、阻碍了土地流转[7-9]。还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影响不明显[10-11]。关于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关系的研究，研究者认为农地确权强化了农户产权保护，有利于土地价值及补偿的客观公正性，提高土地流转租金，降低了劳动力迁移机会成本、增加外出就业机会，促进农户增收[12-13]。关于农地确权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研究，有研究者认为农地确权增加了农户的财产收益，提升了社会福利[14]；朱红根等利用森的福利理论研究了农地确权前后农户福利状况，认为农地确权降低了农户个人的福利水平，但是对农户之间的福利水平具有缩减效应[15]。

上述研究文献基于对农地确权政策实施的效果分析，判断其是否达到了政策目标。目前在全国农地确权颁证工作基本完成的背景下，对农地确权、土地流转与农户福利的影响研究比较稀少，仅有的研究文献只是基于确权前后农户福利的静态性比较研究[15]或基于不同主导模式下的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研究[16-17]。我国农地流转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加强对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效应的理论分析及确权后在“流转”与“不流转”两种状态下的农户福利状况及其福利变化的机理研究，有助于厘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因素及是否促进农户福利改善，对彰显农地确权后的“示范效应”、实现农地确权实施的政策效应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土地流转的农户福利变化因素，然后以影响农户福利变化主要因素为对比因子、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测度农户福利的变化值，研究同一对象、在同一环境下的福利变化，进一步丰富农地确权政策实施效果研究的内容，为政府制定土地流转政策、促进农户福利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理论与方法

1.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分析理论框架

研究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通常是以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进行衡量[1]。本文采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来研究这一课题[18]。森认为个人福利水平可以用功能和能力等来评价，个人福利是由个人的当前福利与未来福利组成，福利水平高低应根据个人能力能做什么与能成为什么来界定[19]。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个人福利评价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许多学者提出了研究个人福利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本文研究对象为传统农业或种粮区域的农户，在农地确权的前提下，结合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前期的研究成果[20-22]，将从经济条件、发展机遇、社会保障、健康状况及社会参与等五个方面来分析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为后期测算土地流转对农户的福利变化奠定理论基础。

(1)经济状况。经济收入直接关系到农户的生活质量，常被研究者作为评价农户福利的重要指标。农地确权强化了财产权主体意识，增强地产稳定性，有利于降低流转成本、提升农地交易价值和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为农户土地资产价值实现创设条件。为了研究的可比较性，选择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家庭纯收入及农户对自家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等4个指标来反映家庭经济状况。

(2)发展机遇。发展机遇是提高个人福利水平的重要方式。农地确权后，能否推进土地流转、达到确权政策实施的效果，关键是农户有没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他们的福利水平是否得到改善。根据调查发现，农户对发展机遇注重“就业难易度、就业政策”，因此在评价发展机遇时候，选择就业难易度、是否制定就业政策、对发展机遇的主观感受等3个指标进行分析。

(3)社会保障。在传统农业或种粮区域，土地依然是农民生存发展的保障性物质。农地确权固化了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强化土地产权权能，为土地流转农户交易价格增加砝码。在调查中发现，辖区内农民的社会保障类型单一、水平低。在对农户社会保障评价中选择“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有养老保险及农户对当前社会保障主观评价”3个指标反映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现状。

(4)健康状况。健康问题是农村家庭致穷、返贫、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能否对农户增加健康投资是提升农户健康水平的关键。因此对健康状况评价，本文选取农户自评健康来反映。

(5)社会参与。社会参与是农地确权后土地产权主体地位的体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社会参与体现在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政策、流转方式、流转价格等的知情权及监管权。因此本文选取农户的土地流转知情权、对土地流转价格满意情况来体现社会参与。

2.研究方法分析

(1)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决策行为属于离散型变量，分别有“参与”和 “不参与”两个选项，农户参与赋值为1、不参与赋值为0。基于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转换具体形式如式(1)：

式(1)中，P为农户参与流转的事件发生概率，xi为解释变量向量，表示为第i个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自变量，包括主要变量和控制变量；β为回归系数向量，β=(β0，β1，β2，…，βk)；对公式(1)进行P的Logistic转换，即Logistic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从本质上厘清影响农户参与流转决策的因子，并对这些影响农户决策的关键福利因子测度，观察农户福利变化并由此提出相关土地流转政策更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2)倾向评分匹配法(PSM)。梳理文献，研究土地流转中农户福利的成果颇丰，但是研究成果多倾向于静态的、对研究对象参与前后的福利变化的研究，这种研究结果很难客观反映农地确权后农户在“参与”和“未参与”土地流转条件的农户家庭福利变化。将研究对象放在同一条件下，通过模拟同一农户在“参与”和“未参与”流转的不同环境中测算农户家庭福利，对引导农户是否流转土地的行为决策及制定相关流转政策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常被用来非实验数据或观测数据进行干预效应评估时很有效的且具有创新性的一种统计方法，可以在同一条件下通过考察未干预对象的结果来研究被干预对象的因果效应。通过梳理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研究的相关文献[1，15]，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通过构建一个反事实框架评估同一农户在流转与不流转状态下的结果变量的净差值，即参与者净效应值。倾向评分匹配法(PSM)，的作用思路是：首先根据选取的特征变量计算“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概率值，两组概率倾向值接近的主体为相匹配单元，其结果变量的均值差是在该倾向值下的平均效应的无偏估计来得到；其次根据倾向值，利用具有相似土地流转参与倾向的未流转农户来估计已经流转土地的农户的反事实情况；选择具有相似土地流转参与倾向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配对后，对处理组农户具有相似土地流转倾向但是未流转土地的对照组农户的家庭福利代替已经流转土地农户假设其未流转土地时的家庭福利，比较配对主体之间福利差异。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研究区域选择与数据来源

湖北省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于2017年底基本完成。本次调研分2018年7月和2019年7月二阶段展开。2018年7月在湖北黄冈市进行了预调查，通过预调查完善了问卷内容。2019年7月，课题组选取湖北省11个县、市的41个村庄为调研区域(1)调查的11个县市分别是枣阳、宜城、当阳、秭归、随县、嘉鱼、安陆、黄梅、麻城、恩施州和潜江.，以走访、座谈等方式深入乡村和农户家庭。调查范围涉及湖北主要粮产区和农业生产区，流转形式以村集体组织和农户自愿参与为主，流转的土地不改变原有土地用途。本研究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点的选择主要采用“市—乡(镇、办事处)—村—农户”四层分层抽样法。每个县(市)随机抽取两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两个村，每个村随机选取10～15个样本农户作为被调查对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农户土地流转情况、农户对承包地确权与流转认知情况、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及家庭收入影响等四个方面。调查组对农户或村干部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40份，问卷有效率为88%。农地确权后，有188户农户参与了土地流转，其中转出农地的家庭有109户，转入农地的家庭有79户，未流转的农户有252户。

2.样本描述性分析

调查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1，被调查农户中以男性为主，年龄相对集中在40～59岁之间，平均年龄值为53岁，年龄最大的为80岁，最小的为22岁；在年龄分布中60岁及以上者的占比为28.40%。大部分被调查者都接受了6～9年的义务教育，其中受到小学教育的占比为38.86%，受到初中教育的占比为54.32%，受到高中或中专教育的占比为5%，受到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比为1.82%。被调查农户基本信息体现出当前农村从事农业耕作的劳动力状况，适用于本课题的研究。

三、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分析

1.变量选择及赋值

影响农户福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农户的福利水平受个人能力及未来发展的影响，本文是为研究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福利因素，因此根据理论分析部分，将农户是否参与流转作为因变量，从农户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发展机遇、健康状况及社会参与等5方面选取13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见表2)。

2.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将调研获取的440份有效问卷数据运用统计软件SPSS 19.0进行Logistic回归，对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模型系数检验显示，回归方程较显著，样本农户回归似然比率指数为311.343，说明模型拟合度比较理想，模型回归总预测正确率为92.24%，说明该模型的结果可信度高，其结果能运用于后面的研究。另外，各变量之间相关性用Spearman系数测度，各相关系数测度值均在0.5以下，说明这些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福利因素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见表3。

由表3可知，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农户自评健康三个因子在5%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对社会保障认可、就业难易度、农户土地流转的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四个因子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就业难易度、农户自评健康、农户流转知情权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呈负向影响，其余因素与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呈正向影响，这与相关研究文献的结果相符[23]。

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影响分析

1.PSM估计倾向评分与平衡有效性检验

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涉及家庭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认可、就业难易度、农户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等7个指标。从7个影响指标观测所有对象创建一个倾向得分，根据这一倾向得分把研究对象进行“处理组”与“对照组”匹配，形成新的样本研究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影响状况。为了精准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影响，本文将建立两个模型：转入农地农户(处理组)和未流转(参照组)模型、转出农地农户(处理组)与未流转(参照组)模型。通过内核匹配法将参与土地流转188户农户一对一匹配一个倾向得分最接近的未流转农户，处理组和参照组分别有24户和88户样本农户被剔除，倾向匹配得分匹配情况见表4。

匹配后需要检查处理组和参照组数据是否平衡，来确定组间之间影响变量是否显著，匹配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偏差。只有通过平衡性检验的数据才能进行结果分析。根据PSM分析，选择倾向评分接近方法进行平衡有效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PSM转出和转入两个模型中匹配后，在转入模型中的“是否有医疗保险”和转出模型中的“农户流转知情权”变量在5%显著水平上不平衡，其他变量的标准化差异值趋近0，显著消除了组间差异。为使匹配后的变量指标在处理组和参照组之间通过平衡性检验，本文剔除“是否有医疗保险”和 “农户流转知情权”2个变量，采用通过平衡性检验的变量来测度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2.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净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3.0软件对土地流转农户福利因素变化进行测度，结果见表6。如果各因素的ATT估计值为正，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家庭福利改善；反之则阻碍农户福利改进。

由表6可以看出，总体上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总体福利的改进，土地转出农户福利的效应值为1.100，转入农户福利的效应值为0.793，转出农户福利的效应值高出转入农户福利的效应值38.71%，其中家庭纯收入、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对农户福利改善起到促进作用，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持续改进，流转价格满意度对转入和转出的农户福利起到相反的作用。

(1)家庭纯收入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土地流转能显著影响农户家庭纯收入，对转入、转出农户的福利变化效应值分别为0.627、0.868，对土地转出农户福利变化效应高于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效应。在调查中发现，土地流转改变了流转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及结构。调查区域内，转入或未参与流转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耕作农地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85%，其他收入占15%；转出农户家庭收入的结构发生变化，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的占比分别达到了42.6%、35.8%、6.7%，经营性收入不再是这类农户的主要收入，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比较效益来看，农业生产的效益比非农生产的效益要低。土地流转使得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如恩施、黄冈等地的旅游业的发展，为土地转出农户提供了非农就业机会，使得非农业收入的增加远高于农业收入的增加水平。

(2)社会保障认可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农户的社会保障认可度对转入、转出农户福利变化效应值分别为0.144、0.303，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福利的改善。调查发现区域内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随着区域内环境条件改善，人们比较关注生活质量的提升，如休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地确权强化农户土地财产权益，流转土地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农户愿意通过增加医疗金、养老金的交额比例替代传统的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同时政府为了推进农地流转及农业现代化发展，出台了相应配套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措施，确保土地流转农户后顾无忧。因此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出台措施越多，流转农户对政府政策实施的认可度就越高，就越有利于土地流转，提升区域内农户福利水平。

(3)就业难易度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就业是影响土地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主要因素，就业难易度对转入、转出农户的福利变化效应值分别为-0.037、-0.015，降低了参与流转农户福利水平，其中对转入的影响要大于对转出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彭开丽等认为实现农户的充分就业是解决增加农户经济收入、提高农户福利水平的关键途径。在调查区70.67%的被调查者年龄在50岁以上，只有29.33%被调查在49岁以下；大多数被调查者担心土地流转后不能就业，家里收入降低。在区域内的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周边企业的招聘主要以45岁以下的劳动力为主，50岁以上的劳动力很难再就业。因此多渠道促进农户就业、保障流转农户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不仅能改善农户经济福利状况，而且能够增加农户对自身健康与环境改善，进而提升整体的福利改进。

(4)自评健康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自评健康对转入、转出农户的福利变化效应值分别为0.075、0.098，促进了农户福利改善，对转出农户的福利变化效应影响高于对转入农户福利影响变化效应。调查发现，区域内政府出台许多政策，以改善与提高农民生活环境及健康；同时随着农户收入的增加，流转农户用于家庭成员健康投资水平也高于未参与农户的水平，因而参与流转农户的福利改善越好，农户的自评健康认可度越高。

(5)流转价格满意度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流转价格满意度对转入和转出农户的福利影响呈反向关系，对他们的福利变化效应值分别为-0.016、0.154。李金凤等认为产权残缺会降低产权的安全性、影响产权效益，降低农地价格[24]。通过农地确权，明晰农地产权权能，增强了产权安全性，提高了农地价格；对于土地转出农户来说，农地确权增强了农户在土地流转中讨价还价的砝码，提高了农地租金，转出农户获得较高的土地租金，增加了土地转出农户的福利效应。对于转入土地农户来说，由于租金的增长增加了转入农户生产成本，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且比较效益低，土地规模效益难以显现，降低了转入农户的福利增长。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并测算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通过对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比转入的高38.71%；其中家庭纯收入、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等因素改进了农户福利，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对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增加转出农户的福利、但降低了转入农户福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

1.构建有效的农地流转价格(租金)形成机制，完善土地流转的配套制度体系

农地确权保障了农户的土地产权安全，推高了农地产权价值及流转价格(租金)，有利于流转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但是在目前以转出为主的流转市场上，如果流转价格(租金)过高，增加了转入农户的投资成本，抑制了农地流转，最终阻碍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形成，难以实现农户财产性增收的目的，阻碍了农户收入增加和福利的改善。因此在农地确权完成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建立区域性、规范性的农地流转交易市场，构建起有效的流转价格(租金)生成机制，使参与流转农户获得最大化的土地收入。同时完善土地流转的配套制度体系，如地租收益补偿制度、粮农补贴机制等，通过配套机制，降低流转农户的土地经营成本，确保参与农户收入不减少、福利不降低。

2.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创业扶持力度

农地流转后，多渠道就业、农户收入的增加能改善农户家庭福利，进而推进土地流转。调查区域的受访者大多数是50岁左右，土地是他们就业、医疗、养老等支出的来源。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寄予了更高的预期收益(禀赋效应)，要推进土地流转，需要寻求相应替代品替代农地的“禀赋效应”。因此对农户进行新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生产、经营的能力，从而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得到预期的收益替代农地的“禀赋效应”，促进土地流转和保障农户福利持续改善。在实践的技能培训方面，对转入土地的农户，注重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培训，提升他们农业种植技术，引导他们成为种植高手或专业大户，并通过规模经营，提升他们收入增加家庭福利；对转出土地的农户，注重对他们的农业科学技术或其他就业技术的培训，让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经营技能，拓宽他们就业渠道，让他们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逐步提高家庭福利。

3.构建以人为本的“生活保障与发展保障”相结合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流转农户自健康评价在于农户保障的丰寡，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基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可以从生活保障体系和发展保障体系两方面入手。生活保障是农户基本保障，以“新农合、新社保、社会救助与福利”等社保为主。对于传统农户或落后地区农户来说，农地是生产资料，也是就业容纳器和社会保障。调查区受访者的现有社会保障是以“新农合、新社保”为主，家庭保障和农地保障依然是他们的依靠。因此以提高现有的“新农合、新社保”水平，使农户获得看得见的实惠，并逐渐丰富农户的社会福利类型，促进福利水平增加，进而提高农户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度，推进农地流转。发展保障是以提升农户的自我保障能力，确保其未来的发展。通过实施新职业技能培训、三农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倾斜及扶贫等政策以增强“农村、农民、农业”的发展能力，拓展农户收入来源，弱化农户对农地保障的依赖，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户福利改善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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