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导言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握国内外新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遵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与时俱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塑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其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把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拉动，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体现。因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支撑。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而我国乡村市场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扩大内需的潜力和后劲主要在“三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将促进深耕挖掘乡村这一潜在的巨大消费投资市场，是今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稳定增长，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着力点，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用国内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保障的确定性来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确保在世界大变局中牢牢把住主动权，“三农”始终是基础支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本期以“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为专栏主题，组织有关学者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几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不同视角进行阐释和讨论，初步辨识和解析了这些重点问题的基本逻辑和实践特征。
黄祖辉等的《我国乡村建设的关键与浙江“千万工程”启示》，在阐述我国乡村建设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三个关键，即，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力量；既要解决有效供给，又要重视有效管护；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配置。论文进一步以浙江“千万工程”实践经验为实证基础，阐释了浙江“千万工程”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启示，即在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治理中，应探索建立“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也就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以及“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以充分发挥不同制度对行为主体在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和营运管护中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该文认为，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充分体现了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治理中的党政领导和群众参与的相互协同、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功能互补、他治与自治的合理匹配、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融合、科技与治理的有效结合，不仅实现了“千万工程”的建设目标和可持续性，而且为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营运管护，提供了既有理论创新，又契合中国特色与实践的治理模式，对我国全面推进乡村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于晓华等的《国内大循环新格局下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再定位与战略选择》一文，审视了国内大循环新格局下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定位及战略选择，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粮食安全仍是国内大循环的基础，要以粮食安全支撑国家安全，保障国内大循环；通过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农业“新基建”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和城乡要素市场割裂，是阻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关键体制机制性障碍，必须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打破城乡之间人才、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性壁垒，实现要素市场的统一和城乡融合；注重发挥和引导农业的营养健康、生态环保、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促进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能。
郑瑞强等的《“双循环”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路研究》探讨了新发展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有助于城乡发展空间重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新型城乡关系；同时也面临挑战，如乡村资源承接转化能力需要提升、相对贫困治理问题需要重视、乡村治理现代化创新需要加强。论文提出应着力做好发展规划统筹、体制政策健全完善、产业转型升级、相对贫困治理、全域生态宜居环境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质量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举措，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其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良性互动。
当然，除如上所述的重要问题外，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有许多亟待深入研究探讨的理论课题、实践探索与政策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如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十四五”时期必须守住两个底线，一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二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底线。那么，两者的政策逻辑、实施路径和重点举措分别是什么？第二，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有效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究竟应该加快推进和突破那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新发展阶段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理论逻辑与政策路径是什么？第三，如何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如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第四，如何谋划新发展阶段农村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推进乡村建设的制度框架、体制机制与政策选择？如何构建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及县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一体化机制？这些都需要学界同仁们在理论层面、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作更加深入的调研和探索，以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