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纪之交中国城乡社会的极速转型,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形塑出洋溢着现代性特征与个体化面向的新生代农村女性,这种生存论状态却在她们进入家庭生养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系列转向的契机。生养实践带来了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筹划,影响了主体在家庭结构中的客观位置,也改变了主体的角色期待与关系模式。共世代的生存论结构提供了推己及人的人心训练,为主体创造由“生生”体悟“亲亲”的具身性体验,其中的本体性情感构成主体体悟“不忍”“操心”等社会性情感的桥梁。于是,养儿艰难的实践意识效应与缘情制礼机制,为新生代农村女性从自我中超拔出来提供了对象、场域和情境,自我的生命能量延展至他者,围绕“家”来创造美好生活,重入家庭绵延的河。现代性大潮下,青年准成人期延长、社会参与和主体意识不充分,农民家庭作为一个整合了凡俗功能和超越价值的社会组织,对于主体来说亦是一种实践性的位育,在这个意义上,生养实践成为新生代农村女性再社会化的关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