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化进程和多元文化交流影响多民族聚居传统村落，新时代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系统建构家园共同体值得深入探讨。通过梳理社会学、人类学关于共同体的理论脉络，分析村落共同体在多民族聚居村落中的局限性。以云南省某市X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市场化改革前、市场化改革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等三个时段演变特征。市场化改革前，X村形成稳定的共同体；市场化改革时期，旅游介入带来快速发展，但出现利益分配不均、文化特色削弱等问题，导致共同体退化；生态文明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互惠的共同体，注重利益公平分配和文化传承。基于实证分析，从社群利益、文化交融、情感价值三个维度界定家园共同体的概念，并综合考虑多维度动态变化、可持续发展和适应性原则、突出政策和社区参与等方面来解析其内涵，创新建构家园共同体框架体系，提出优化民族家园环境、激活民族文化发展、激发家园保护意识等家园共同体建构策略。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5.02.0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流交往交融。
从学界研究现状来看，以往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研究，早期多聚焦单一民族文化剖析，致力于挖掘各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涵与价值。但近年来，研究视角逐渐拓宽，呈现出从单一民族文化研究向多民族综合研究转变的趋势，更加关注村落整体的发展脉络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面对多民族聚居村落的复杂性，传统村落共同体概念难以全面阐释其发展特点与需求。不同民族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村民之间的互动模式更为复杂，而以往研究对此缺乏深入且系统的探讨。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新时代系统建构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多民族聚居村落共同家园，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以极具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云南省某市X村为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案例分析法，梳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关于共同体的理论脉络，从历时性角度剖析多民族聚居村落的演变逻辑，深入分析其“稳定的共同体-退化的共同体-互惠的共同体” 的嬗变历程。从理论层面提出并阐述家园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理论内涵，突出社群利益、文化交融、情感价值三个维度，推进少数民族家园问题的学理化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深化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科学认识。在实践方面，通过多民族聚居村落实地调研，提高本土民族和全民对多民族聚居村落的认知，助推家园共同体建构，探索切实可行的建构策略，促进各民族交流、融合与共同发展，为其他地区多民族聚居村落家园保护提供范例，进而有效推动西南地区民族融合发展，强化我国民族聚居区家园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西方共同体的观念萌芽于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部落制度走向国家制度的古希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就有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儒家强调“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共同进步。家族观念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家族成员之间相互扶持，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这一关键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极具前瞻性与深远意义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追求本国自身利益之际，始终秉持兼顾他国合理诉求与利益关切的胸怀，积极发挥促进各国携手迈向共同发展的建设性力
村落共同体作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对象。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学者依据“满铁”调查资料展开“戒能—平野论争”。平野派坚称中国村落因连带互助、生命协同、整体亲和及共同规范特质彰显共同体特性；戒能派则以地理边界模糊、共同财产缺失、阶层分化与利益疏离为由否
在中国村落研究中，“共同体”概念始于20世纪初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
X村位于云南省某古城西北4千米处，东面邻青龙河，西面邻松云片区自留山，南面邻仁里三社新村，北邻仁里老村，背靠石莲山，面朝青龙河。此村地处 XX 古镇的核心区域，在纳西语里被称作 “绍坞”，其含义为 “位于高峰之下的村寨”，是纳西族先辈们在某坝子中较早形成的聚居点之一，作为古道沿线留存极为完整的关键集镇，生动展现了纳西先民从农耕文明逐步迈向商业文明的转变历程，堪称因对外开放与马帮活动而兴起的集镇建设方面的杰出典
研究之所以选择X村作为个案进行调研分析，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其一，X村在历史文化维度具有深厚积淀，作为XX古镇核心和茶马古道重要集镇，见证了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的演进，为探究多民族聚居村落演变提供了丰富且连贯的样本。其二，其多民族聚居的特性显著，不同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生态，这对于深入剖析民族间的互动模式、文化交流机制及其对村落演变的影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其三，经济发展方面，从传统农业到现代旅游服务业和房屋出租业的转型历程清晰，这种转变对村落的物理环境、文化传承等方面产生了系统性影响，有助于厘清多民族聚居村落演变逻辑。其四，优越的地理区位使其在旅游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加之作为某古城的一部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在国际层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全球其他多民族聚居村落的研究和保护发展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示范价值。
研究的一手资料源自作者2022年7月、2023年2月所开展的实地调研工作。其间针对X村的村落环境、建筑风貌以及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拍摄村落照片。通过对X村中来自不同少数民族、处于不同年龄段且从事不同职业的村民代表展开半结构式访谈，深度探寻他们于村落演变进程中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独到见解，旨在明晰村民的民族认同情况以及对自身所生活环境的认知，从而获取更为丰富且深入的质性资料。此外，还走访了某市住建局，与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以了解该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实际状况，并获取了《2022年某市XX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实施方案》《中国传统村落档案——XX社区》《某市XX区XX街道XX社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16-2030）》等一系列最新资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理念的兴起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革。这些变化对X村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这 30多年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和研究价值。通过回顾这些政策对X村演变发展的影响，为今后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依据，使政策更贴合传统村落的实际保护和发展需求。研究将X村分为三个时期进行演变特征分析:1992年之前，市场化改革之前；1992-2012年，市场化改革时期；2012年至今，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早期X村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小，形成传统稳定的共同体；随着市场化改革、现代化进程和旅游业发展，多民族聚居村落面临过度开发，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共同体受到冲击；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后，多民族聚居村落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人为破坏力度减弱，加上政策的保护，逐渐形成互惠共同体，具体的演变逻辑如
图1 云南X村共同体演变逻辑
这一时期X村处于传统、原始状态，其社会结构相对封闭和稳定。历史悠久和具有独特文化的X村一直保留着水文化、农耕文化、纳西文化、茶马文化四大文化。X村所在的古镇在历史上一度非常繁荣，曾是古道上重要商业驿站和集镇。此后，古镇往昔的商业与工业蓬勃盛景渐趋式微，曾经熙攘热闹的商业集镇又回归到了以农耕为主要业态的农村集镇形态。X村的人口流动率极低，当地村民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人均纯收入只有800元，市政基础建设严重滞
在社群利益方面，由于农耕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单一性，X村的村民们只能共同依赖当地有限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一种简单且稳定的经济模式，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在文化交融方面，尽管X村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但作为古道上的文化交流中心，纳西族、汉族、藏族、白族文化在这里的交流融合是基于长期的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这种交流融合是缓慢且渐进的，是在地域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过程。这一阶段的文化传承主要依靠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习俗。
在情感价值方面，地缘和血缘关系使得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紧密，这种情感纽带是基于共同的生活经历、家族传承以及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依赖。村民们共同维护村落秩序和传统，传承祖辈文化和价值观，是因为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他们生存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旅游业介入X村的发展，这一阶段符合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村落面临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普遍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给X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旅游业逐渐兴起，成为X村的重要产业之一。1997年12月，X村所在的XX古镇民居建筑群作为某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当时地处XX古镇核心区域的X村仍处于“端着金饭碗讨饭吃”的状态，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开发受到资金缺乏的困扰。直到2003年5月，该区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启动XX古镇保护与发展项目和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由昆明集团中标开发建设，投入资金5.6亿
但在旅游业迅猛发展之际，核心保护区所在的遗产区域产生了一系列状况，像一些旅游设施噪音扰人、道路通行不畅、水源遭受污染等，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干扰与不便。政府与企业对于该区域的开发理念逐渐有了分歧，一方面政府侧重于保护XX古镇文化遗产和整体风貌，担心过度商业化开发改变其真实性和文化内涵。管委会担心企业将古镇面貌完全商业化运作，改变原有民居和街道。另一方面企业看中古镇潜在商业价值，期望通过开发获取经济回报。鼎业集团看重古朴原始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以实现商业盈利，其开发思路注重长期效益。鉴于以纳西族为主体的原住民缺乏凭借自身力量参与旅游业以增加收入的资本、渠道，以及相关知识与经验储备，同时当地在旅游管控方面也缺乏充分筹备，致使众多外来资本与人员如潮水般涌入X
在社群利益方面，旅游开发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但由于原住村民在资本、知识和经验等方面的劣势，导致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不均。外来资本占据了旅游产业的主导地位，原住村民只能通过出租房屋等方式参与其中，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对较少，从而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模式和利益平衡。不同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因为参与旅游产业的程度不同而逐渐拉大。部分民族可能因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如经营客栈、出售手工艺品等）而获得较高收入，而部分民族仍然依赖传统农业或其他基础行业，收入相对较低。再者，企业在开发过程中需要征用土地，这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菜地征用问题上，村民担心失去土地后生活无以为继，像有的村民表示“菜地征走了，老百姓自己要去买菜吃”，部分村民坚决不签字，引发矛盾与冲突。
在文化交融方面，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使得当地文化面临商业化和同质化的挑战。文化交融同质化是指在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原本丰富多样的文化特色逐渐趋同，失去其独特性的现象。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建设纳西族风格的仿古建筑作为旅游配套设施用于盈利，过度商业化包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同时，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使得当地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逐渐被同化，原有的独特民族文化特色被削弱。文化传承的主体也不再以当地村民为主，游客也成为文化传播的新主体之一，同时企业和政府也在文化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情感价值方面，村落形态的改变（如房屋出租导致村民迁出等）和人口流动的增加，使得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疏远。传统的情感纽带和共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因为村民们的生活方式和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围绕村落的传统生活和价值观。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兴起，促使社会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给予了更多关注。在政策驱动下，X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互惠共同体。一系列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政策出台，如传统村落调查与认定工作、建设规划许可制度等，为X村共同体重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2012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协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以及财政部共同开启了针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与认定行动；2013年8月，某市XX街道X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年，X村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同年中国生态文化协会授予“全国生态文化村”称号。紧接着，某市XX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托昆明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完成了《某市古城区XX街道龙泉社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并按照“一村一档”建立了《XX社区传统村落档案》。该区在强化传统村落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双管齐下:一方面推行建设规划许可制度，于核心区建设管控上毫不松懈，对外围区域的建筑风格、层高体量也予以适度把控；另一方面着重村落周边生态系统的修复事宜，积极引导农民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精心美化农田生态景观。在相关政策的有力指引下，X 村有效规避了大拆大建现象，传统村落得以完整保留，未遭建设性破坏，村内各项项目建设均严格遵循保护发展规划推进，与整体风貌相得益彰，实现了较好的融合与协调。自 2019 年起，该区将传统村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借助生活垃圾的有效治理、生活污水的妥善处理、厕所改造升级、村容村貌的显著提升以及长效管护机制的成功建立等举措，X 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效与进步；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为21891元/年。2023年6月，当地政府开始提倡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该区人民政府与公司合作实施该区域森林旅游相关项目，通过建设生态林区、观赏林、认养基地、康养酒店、高端民宿、观景平台等旅游观光和休闲基础设施，打造旅拍和生态康养基地。这一阶段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注重对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社群利益方面，这一阶段更加注重利益的公平分配和可持续发展。随着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通过成立各种合作社，如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流转合作社、置业合作社和劳务合作社等，村集体和群众以多种形式入股参与旅游开发等经济活动，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此过程中，原住村民、村集体、参与投资的企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等都是利益相关主体。原住村民通过土地、劳动力、资金入股等方式，在旅游产业发展中有了更多获取经济收益的途径，其在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得到提升。土地流转合作社使村民的土地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利用，村民可从土地流转收益和旅游产业增值中获利；劳务合作社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工资性收入。村集体则通过资金、资产入股，参与旅游项目的经营管理，获得集体经济收益，用于村落公共事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企业在获取经济回报的同时，也需要遵循合作协议，保障村民和村集体的利益。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引导和监管，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制定相关的分红政策、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等。
在文化交融方面，共同体的主体包括原住村民、游客、当地企业以及政府文化部门等。原住村民作为本土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继续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和弘扬纳西族、藏族、白族等多民族的文化习俗、语言文字、艺术形式等。游客在体验旅游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进行互动交流，成为文化传播的新主体，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企业通过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活动，如传统民族文化表演、手工艺品制作展示等，既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又为文化传承与融合提供了平台。政府文化部门通过制定文化保护政策、组织文化活动、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修缮等措施，积极引导和促进文化传承与融合。
在情感价值方面，全体村民（包括迁出和仍在村内居住的村民）、社区组织、政府相关部门等都是重要主体。政策的保护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使得全体村民对村落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增强，共同参与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意愿提高，重新强化了情感价值的纽带。这符合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群体认同和归属感的理
总的来说，过去 30 多年X村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到市场化改革，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中，社群利益、文化交融和情感价值共同体的表现和重要性呈现不同的形态。通过政策引导、合理规划和社区参与等方式，X村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凝聚力提升的多赢局面，共同推动了共同体从退化到互惠的转变，朝着互惠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从经济结构上看，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旅游、农业协同发展的转变，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通过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增加了旅游收入来源，同时农业生产也在政策引导下实现了结构调整，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附加值。从居民收入水平看，通过合作社的利益共享机制，村民收入得到提高，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缓解了经济利益分化问题。从文化传承上看，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建筑得到修缮和保护，民俗活动和节日庆典重新焕发生机，传统民族文化特色在生态旅游中得到展示和传承。同时，文化创新与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丰富了文化内涵，提高了文化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增强了民间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社会凝聚力来看，村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加强，虽然部分村民迁出，但他们与村内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通过参与合作社分红、回村参加文化活动等方式，依然是龙泉村家园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迁入或在村内创业、就业的群体，也逐渐融入这个共同体中，与原住村民共同构建起互惠互利、和谐共生的家园共同体关系。利益分化问题得到缓解，不同民族在经济活动和文化传承中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促进了民族间的和谐共处，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
家园通常指个人或群体所归属的、具有情感寄托和物质基础的地方，它是一个相对较为个体化和具体化的概念。家园可以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住所，也可以是一个熟悉的社区、村落或城市。对于个体而言，家园是心灵的港湾，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温暖。在本研究中指的是物质环境家园、精神情感家园、族群互动家园。从物质层面来说，多民族聚居村落是家园的物质载体，即物质环境家
家园是家园共同体的基础，而家园共同体则是在家园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升华。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体对某个特定地方的感受，而是强调一个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群体，基于共同的地域、文化、利益和情感，形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家园共同体是众多家园的集合与融合。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中，每个家庭的小家园共同构成了整个村落的家园共同体。没有一个个具体的家园，就无法形成家园共同体。
基于德国滕尼斯的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思想，家园共同体是以家庭为基础，以多民族聚居村落为依托，通过全部村民的共同参与、共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家园共同体旨在促进多民族聚居村落中各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其具体涵盖社群利益、文化交融、情感价值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与民族家园内涵的物质环境、族群互动、精神情感家园相对应，如如
图2 多民族聚居村落家园共同体内涵
基于村落共同体的局限性，提出在多民族聚居村落建构家园共同体。一是因为多民族聚居村落中不同民族之间存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村民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更为复杂。村落共同体概念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难以准确描述和理解多民族聚居村落的特点和需求。二是家园共同体概念更强调个体对村落的情感寄托和归属感。对于多民族聚居村落的村民来说，村落不仅是一个生活和生产的地方，更是一个承载着各民族情感、文化和记忆的家园。家园共同体从物质环境家园、精神情感家园、族群互动家园三个层面进行界定，更全面地涵盖了多民族聚居村落中村民对村落的感受和需求。相比之下，村落共同体概念更侧重于村落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对情感和文化层面的关注相对不足。三是家园共同体旨在促进多民族聚居村落中各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其涵盖的社群利益、文化交融、情感价值三个维度与民族融合和发展的目标紧密相关。通过关注社群利益，可以改善多民族聚居村落的物质生活条件，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文化交融，可以打破民族隔阂，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通过情感价值的培养，可以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村落共同体概念在多民族聚居村落中难以很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家园共同体建构逻辑主要体现在:一是综合考虑多维度动态变化。主要是从社群利益、文化交融、情感价值三个维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社群利益的分化可能会影响文化交融的方向和程度，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部分民族群体更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文化传承和交流，进而影响文化交融同质化；文化交融的变化也会对情感价值产生作用，如文化特色削弱可能导致村民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下降，影响情感价值纽带。二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和适应性原则。多民族聚居村落家园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要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如市场经济冲击、旅游开发等，同时要注重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情感价值的维护与提升。通过合理规划旅游开发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保护传统文化基础上促进文化交融实现文化可持续发展，通过增强村民参与和文化自信实现情感价值的可持续维护。三是突出政策和社区参与的关键作用。政策引导如建设规划许可制度、传统村落调查与认定工作等为村落发展提供了方向和保障；社区参与包括村民成立合作社、参与村落保护和发展活动等，是实现家园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优化民族家园环境是建构家园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和第一要务。民族家园环境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空间依托，其状况直接影响着家园共同体的稳固性与可持续性。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于云南省考察并指导工作期间提出，积极开展“美好家园”建设活动，全方位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的综合整治工作，致力于将农村建设成广大农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一个良好的民族家园环境涵盖自然生态的和谐有序、基础设施的完备便捷以及居住空间的舒适宜人。其一，在自然生态方面，需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对民族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进行系统保护与合理开发，维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让民族家园镶嵌于绿水青山之间，为村民提供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源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其二，基础设施建设上，应加大投入力度，完善交通网络，使民族家园内部及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畅通，促进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流；提升能源供应、通信设施等保障能力，满足居民现代生活需求；打造功能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其三，居住空间规划要充分尊重民族传统建筑风格与文化特色，将民族元素巧妙融入现代建筑设计之中，营造出既具历史文化底蕴又符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居住环境，增强居民对家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家园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空间框架。
激活民族文化发展是建构家园共同体的核心环节与重要动力。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家园的精神纽带与独特标识，其发展能够为家园共同体注入深厚的内涵与活力。其一，通过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精髓要义，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得以延续与弘
激发家园保护意识是建构家园共同体的根本保障与思想根基。建设村落精神空
文章通过对X村的深入剖析，揭示在现代化进程中多民族聚居村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通过建构家园共同体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协同发展。这为其他地区的多民族聚居村落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思路，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共同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在X村的商业开发过程中，政府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统一行动，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研究不仅关注多民族聚居村落演变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实践意义，而且在理论层面系统建构家园共同体框架体系，以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一是规划引领与市场导向相结合。政府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明确了村落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保护要求。在旅游开发规划中，划定了核心保护区和缓冲区，规定了不同区域的开发强度和建筑风格，确保了村落风貌的完整性和文化特色的传承。同时，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旅游发展趋势，引导市场主体根据规划进行投资和经营。企业在遵循政府规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如特色客栈、主题餐厅、文化体验活动等，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实现了市场效益最大化。
二是公共服务提供与市场主体培育相促进。政府加大对X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完善了交通、水电、通信、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X村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如修建了游客服务中心、公共厕所等设施，为游客提供了便利。同时，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壮大，鼓励创业创新。通过开展旅游培训、搭建合作交流平台等方式，提升了市场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市场主体在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下，积极拓展业务，提升服务质量，与政府共同推动X村旅游产业的繁荣发展。
三是利益协调与合作共赢机制构建。政府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建立了政府、企业、村民等多方合作共赢的机制。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过程中，政府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通过合理补偿、就业安置等方式，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如在旅游项目开发中，优先安排村民就业，鼓励村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成果。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X村的保护和公益事业。政府、企业和村民之间通过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合作协议等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共同推动X村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构成的村落家园共同体建构模式。我国幅员广袤无垠，民族构成丰富多样，各个地区的村落因所处地理环境千差万别，民族文化多元各异，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而这些不同之处极有可能对家园共同体的构建模式以及发展走向产生作用与影响。因此，对不同地域村落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多民族聚居村落家园共同体的建构规律。
参考文献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3）：4-8. [百度学术]
JOHN G B.Conceptions of community：past and present［M］//JOHN G B.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 Connections.Dordrecht，Netherlands：Springer，2011：29-46. [百度学术]
FERDINAND T.Community and society［M］.New York：Routledge，1999. [百度学术]
ZYGMUNT B.Community：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M］.UK：Polity Press，2013. [百度学术]
BENEDICT A.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London：Verso，1983. [百度学术]
邵发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7（4）：1-8. [百度学术]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1-14，123. [百度学术]
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J］.社会学研究，2005（6）：194-213，245-246. [百度学术]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百度学术]
费孝通.江村经济［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 [百度学术]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百度学术]
刘箴.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J］.湖湘论坛，2021，34（3）：106-119. [百度学术]
李梦娜.社会资本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重建的新思路［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9（4）：54-62. [百度学术]
尹子良，贺勇.村落共同体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营建策略研究——以浙江省新光村为例［J］.建筑与文化，2022（4）：198-201. [百度学术]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百度学术]
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J］.社会学研究，2010，25（1）：1-33+243. [百度学术]
卢云峰，陈红宇.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基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案例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7（3）：205-214，220. [百度学术]
曹伟，高艳英.因驿而兴——丽江束河古镇驿站建筑的保护与开发［J］.中外建筑，2014（1）：10-17. [百度学术]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记忆乡愁—走进云南传统村落［G］.昆明：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1. [百度学术]
昆明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龙泉社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16-2030）［R］.丽江：丽江市古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6. [百度学术]
和呈文.从“三靠村”到魅力名镇———丽江束河古镇新农村建设个案研究［J］.时代金融，2009（2）：102-104. [百度学术]
佚名.束河街道龙泉社区居委会［J］.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2016（5）：44-53. [百度学术]
杨福泉.徜徉在丽江龙泉村［J］.今日民族，2003（2）：22-25. [百度学术]
马红.浅论世界遗产地居民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世界遗产“丽江古城”束河古镇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32）：164-167. [百度学术]
HENRI T.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82：33-39. [百度学术]
高秉江.论有形家园［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0，24（3）：39-44. [百度学术]
高秉江，卫才胜.论无形家园［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6）：22-27. [百度学术]
李洋，何生海.利益共同体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建设与实践［J］.前沿，2024（1）：52-61. [百度学术]
谢天.文化共同体建构与传统文化治理资源开发［J］.文化与传播，2024，13（1）：121-126. [百度学术]
高榕蔚，董红.组织、利益与情感：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3）：30-38. [百度学术]
曹军锋.乡村振兴与村落共同体重建［J］.甘肃社会科学，2020（1）：68-74. [百度学术]
谢旭斌，李雪娇.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6（6）：32-39. [百度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