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施肥投入结构关系到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采用全国7个苹果主产省620个种植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种植户施肥投入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化肥和有机肥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遭灾和签订销售合同对化肥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有机肥投入有显著的负影响；非农收入占比、种植密度和灌溉便利程度对化肥投入影响显著为负，对有机肥投入影响显著为正；化肥购买价格和结算方式对化肥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饲养牲畜对有机肥投入影响显著为负。基于此提出树立正确的施肥管理意识，确保农户有足够的有机肥源，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克服农户施肥的资金约束等建议。

摘要:考虑到绿色供应链综合绩效评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基于集对分析理论，引入了能体现系统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同异反联系度计算公式，并建立了绿色供应链综合绩效评价的集对分析模型。通过实例计算，得到了所选供应链各子系统和综合绩效的评价等级，为绿色供应链综合绩效评价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摘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行评估。结合非参数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方法，运用2001-2010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及1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10年来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除个别年份和行业外，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正，10年间平均增长了7.7%，增长的动力来自技术进步。由于固定资产和从业人员投入过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依然是外延式增长方式，提出要从加工标准化、技术改造、资源整合、集聚化等方面实现农产品加工业的内涵式增长。

摘要:农业科技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产权界定的复杂性，而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产权进行分解有利于合理界定农业科技资源产权，以便提升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根据农业科技资源的要素构成，对农业科技资源产权进行了界定和分解，提出了构建相对完整的产权、建立产权补偿机制、进行产权的适度保护等优化农业科技资源产权的措施。

摘要:基于农业文化视角对我国循环农业的发展与变迁进行反思。传统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传统哲学思维相匹配的农学思想、农耕制度和农业生产循环实践。农民循环观念的变化、轮作轮耕和间作套种等种植制度的变化以及传统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循环系统发生改变，共同导致传统农业循环观和循环实践逐渐退出农业生产历史。现代农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使得传统农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内部循环和双向循环变成了外部循环和单向流动，也就中断了农业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提出在发展现代循环农业过程中应该树立综合利用的理念和生态发展的理念。

摘要:“资本下乡”通过土地规模流转试图直接进入生产环节，以此构成资本化的规模经营，并试图扩展到农业的全产业链。通过皖北黄村的实证调查，探讨资本下乡的绩效与社会经济后果。结果显示：“资本下乡”通过土地流转较迅速地形成了大户农场，却无法通过规模经营而在种植环节盈利，在资本规律引导下，出现产业转换和退出种植环节的后果。

摘要:采用历史分析法，以棉花的种植和销售为例，对1805-2011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问题进行梳理。研究发现：1805-1952年欧洲市场的棉花需求，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的棉花出口，世界市场的棉价波动，直接影响埃及棉花的种植和出口；现代化与殖民化错综交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对立统一，构成1805-1952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重要特征；1952-2011年埃及播种结构与农产品贸易结构出现巨变；棉花产业日益没落和园艺产品渐趋重要，现代化与自主性相互强化，构成农产品市场化的鲜明特征。由此得出结论：农产品市场化系埃及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棉花种植与出口构成农产品市场化的重中之重；埃及农产品市场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在各阶段农业剩余和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也有所不同;政府政策、经营主体和国际市场是影响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三大因素；农产品市场化与政治制度和国家主权关系密切。

摘要:文献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企业的认知、释义和行为等活动的过程；以此为基础，以东进农牧有限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即村庄建设为例，运用从身份认知到行为模式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东进农牧村庄建设行为，并从中得出如下启示：当企业选择与行业特征相匹配的社会责任行为，将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时，企业更易获得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源并建立合法性。

摘要:新农保是我国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风险”而设置的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也是一项长期性的制度设计。充分了解当前新农保的客观运行状况与广大农户的主观认知评价，对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湖北省4县新农保实践调查发现，当前广大农民对新农保的认知整体上处于相对了解、比较理性、保持乐观的状态，绝大多数农民对该政策的实施表示赞同并积极参保，但对补助金额大小、基础养老金发放、政策的稳定性、宣传动员方式等具体实施环节还存在不满或担忧。为此，应当坚持在“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新农保的作用以保证农民最优化的利益实现，科学管理新农保的各项实施环节，增强政策的普惠、福利功能；合理促进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当代农民养老观念的转变；积极拓展新农保的宣传渠道，促进新农保“全覆盖”的实现；灵活规范新农保的制度实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

摘要: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华东一个村庄32年（1980—2011年）的福利供给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发现了村庄福利供给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和农村集体福利缺位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福利供给，而宗族福利功能的逐渐恢复和市场功能的渐渐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福利替代；改革深化时期，村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福利供给的雏形，国家强化对农村福利供给的责任，市民组织和新型集体等制度安排也提供了福利补充。因此，新时期我国农村福利供给体系的重构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的现实，在政策上引导正式福利资源和非正式福利资源有效结合，构建包括政府、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寺庙、家族和地方性力量等）、市场力量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福利供给体制。

摘要:转型期广东南海推行了以“政经分离”为核心的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在考量当前制约南海城乡社区稳定的基本因素后，提出了夯实基层民主法治基础、规范社区多元化治理机制的建议：完善城乡社区组织建设与基层民主法治保障；厘清城乡社区基本治理主体的地位及其职能；改善城乡社区党组织领导工作机制；理顺政府职责及其与社区的关系；确保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保障力。为了消除影响南海城乡社区和谐稳定的痼疾，亟待推进以破解集体成员权保障难题为基点的配套制度改革：实行以经济社（原村民小组）为单位的成员权时点确权；依法界定享有成员权资格的成员类别及其权益保障范围；深化成员权和资产权相分离的股份制改革；继续推进“政经分离”后城乡社区治理结构配套改革。

摘要:基于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现状，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以理性人为前提，用成本和收益理论分析了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各种解决机制——和解、调解、诉讼与信访的运行情况。结果发现，现行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诉讼机制成为当事人的劣后选择；当事人过分依赖调解与和解机制；信访机制被架空等。进一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诉讼机制的各项成本均偏高；强制执行力的不足导致和解及调解机制存在收益偏低的风险；信访成本收益的失衡导致农民将其视为最差选择。最后提出了构建成本较低且收益较高的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的建议：针对标的额小的婚姻、继承等家庭纠纷和债务纠纷，主张采用调解或者和解机制；针对“利益大”的一些案件，如土地、承包经营等问题，可以先调解，调解不成再诉讼；针对农村黑恶势力的案件，以诉讼为主；万不得已才选用信访。

摘要:持续有效地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不仅保护了妇女的平等权和发展权，也保护了全社会的平等权和发展权。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现状不尽如人意，妇女因为结婚、离婚等情况在土地确权、土地使用以及土地流转过程中丧失土地权益的情况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有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目前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性别角度的不明显，法律执行、保障的不力等。对于农村妇女这一相对弱势的群体来说，`需要对其土地权益进行倾斜性的保护，不仅包括立法上的倾斜、政府保护上的倾斜，也包括社会中间层组织的区域联动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才能够真正促进农村妇女发展权的实现。

摘要:在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出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和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意愿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进而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影响这个最优规模的大小；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价格、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资本要素市场价格、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和农地整理的影响；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有促进作用。

摘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组织运行有2种模式,一是“组织农民工”；二是“农民工组织”。当前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即“组织农民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有效”的外部性整合，但也存在诸多弊端。以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访谈及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为例，剖析通过组织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总结了“工友之家”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中5个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组织找回农民工的归属感，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通过组织提供参与平台，提高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积极性；通过组织整合农民工群体内部资源，扩大农民工群体的对外影响力；通过组织联系文化部门、企业、社区及农民工；通过组织填补农民工公共文化供给的错位和缺失。认为“农民工组织”模式是一种内生动力型长效机制，提出了 “组织农民工”模式向“农民工组织”模式转型的必然性和有效途径。

摘要: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进行了解。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总体较差：工作条件差、生活负担重、社会交往封闭，仍旧是以谋生作为中心任务；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但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由此提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需要从农民工本身的生存状况与特点出发，应从完善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加强经费投入，做好培训工作；做好调查研究，完善需求表达机制；加强引导宣传，提升农民工参与意识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

摘要:通过对武汉市农民工的深度访谈，发现农民工可算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真空”群体。分析了“真空”群体的公共文化生活的现状：一是面向“真空”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缺失；二是“真空”群体自身文化生活处于无奈与渴望的境地。认为该群体出现的原因有2个：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过度强调总体式文化服务方式，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内部出现的分化及其差异化需求，致使“真空”群体的文化生活仍处在空白状态；另一方面是由于该群体受其生存以及生活环境的影响，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内部消费动力不足。提出了将“真空”群体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其文化生活现状的5点建议：明确责任，保障“真空”群体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正视差异，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别化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服务，面向“真空”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衔接，建立健全“真空”群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改善条件，提升“真空”群体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在需求。

摘要:通过访问调查、个别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深入地分析W市关于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得出结论：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有其独特性——既不是农民身份，也不是市民身份，而是独特的农民工身份，为此，应有的放矢地规划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发现：由于行政操作偏差，政府意识不到农民工身份的独特性，使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偏差，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的差异性文化需求，客观上使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成了一句空话；此外，市民的无形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封闭”使得这一现状更为严峻。基于此，提出了政策调整的建议：明确常住地政府的主体责任意识、遵循服务逻辑、重视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机制化运作；创建需求、宣传、可触、互动等“四型”公共文化服务。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国家政策主导下的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开展却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利用实地调研法和访谈法，对W市基层文化站开展情况进行深入考察。调查研究发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基层文化站的职能定位提出了新要求，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基层文化站的职能往往偏离公共文化服务的轨道。分析了偏离的主要原因：街道工作中文化政绩的需求；机构改革对街道文化站自身的压力；基层文化行政体制的越位与缺位等。提出了街道文化站回归到公共文化服务的轨道上来的对策：不仅要从街道自身来纠偏，更要从街道和社区两个层面合力推进。

摘要:构建了一个政府规模传导和作用于社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基于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中的实际效应，并对其最优膨胀速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均衡和最优化条件下，政府规模的增长将能够正向地促进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中国政府规模的膨胀由于超过了其最优增长速度，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目标下，政府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在年份间保持一种大致稳定规模是最优和有效的。文章政策含义在于，政府规模增长应保持在一个合理、渐进的路径上，盲目、非渐进的政府规模膨胀势必导致生产效率损失。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收支规模增长速度大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可持续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需要引起社会关注和反思。

摘要:从档案管理现代化的特点和意义出发，分析了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并进一步论述了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的相互关系，提出高校档案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独特资源，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信息资源、建设资源等多方面支持。分析了国内外高校档案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认为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具有为校园文化4个层面建设服务的重要意义，即服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和行为文化建设。

摘要:教育公平关乎社会公平，决定着未来社会的建设质量和发展前景。在社会分层的客观现实下，社会各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经历了多、少、优、劣的曲折变化。基于河南、湖北两省近10年2 200名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显示：在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家庭收入较高、父母学历较高、父母为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属地在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父母职务和职称较高的子女具有明显的高等教育机会优势；家庭收入较低、父母学历较低、父母为职员和农民、家庭属地在农村和小城镇、父母职务和职称较低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由此提出，社会分层视阈下推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必须改革高考制度，转变传统的升学方式；建设法治社会，规范人们的进取行为；缩小贫富差距，保障教育的均衡发展；更新社会观念，不惟学历地用人任人；鼓励奋斗成才，倡导不拘一格读大学。

摘要:经济学教育的进步和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条件。但中国经济学与世界前沿明显存在较大差距，教学过程中存在重知识、轻方法，重模型、轻思想，重理论、轻实际的浮躁现象。在深层次则体现为思想和教育市场与经济理论的背离，对经济思想史和数学的分离及不重视，对方法论和工具论的混淆及缺失，同时又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对话，以至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深刻，对逻辑的追求不彻底。中国经济学教育可能的出路为：“粗放式”教育向“集约式”教育的转型；教学过程中对经济学规律的贯彻；课程设置中加大经济思想史和数学工具的权重；积极与其他学科对话，反思和修正现有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