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选择模型，运用环渤海湾与黄土高原两大苹果优势产区635个样本农户的面板数据，从高毒农药施用和农药投入2个维度刻画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规律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区域差异显著，环渤海湾地区的高毒农药施用概率与农药投入水平均高于黄土高原地区;高毒农药施用与农药投入的农户决策机理及其决定因素具有差异;其中，高毒农药对绿色农药的低成本经济替代是导致农户施用高毒农药的主要原因。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规制，引导农户规范施用农药，推进产业组织建设，促进绿色农药技术创新，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加强农户教育，重视技术推广与示范。

摘要:促进“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在农村中的扩散是实现生态产业链与生态价值链的互动与融合的重要途径，但很少有文献探讨这一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的扩散困境。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对影响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扩散的障碍因素进行了深层解构。研究发现，当前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需求偏低，比例仅为35.7%，说明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扩散远没有政策设计预想的顺畅。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按边际效应大小排序依次是科技特派员缺位、专业化水平不高、区位禀赋异质性、正规教育水平不高和信息资源可得性不强。提出根据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变化和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特点，制定合理的技术推广模式、大力培育职业女性农民、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等政策建议。

摘要:农村环境问题复杂，多种类型污染与生态破坏相互交织，仅靠国家通过制度构建进行规制难以应对，自发秩序的生成应是农村环境法治的重要路径。日本在农村环境保护过程中，重视里山里地环境保护自发秩序生成机制，采取包括强制性协议和自愿性协议在内的合意措施，确认环境保护相关习惯的法律效力，保护和改善了环境。我国在农村行政资源匮乏情况下，更应促进农村环境保护自发秩序的形成，构建农村环境保护协议制度，确认相关习惯与村规民约的法律效力，以实现农村环境法治。

摘要:以追溯、透明和保证体系为评价框架，分析中国猪肉国内供应链和出口供应链TTA的可获得性水平，探讨出口猪肉TTA水平与猪肉出口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追溯和透明体系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出口猪肉的保证体系相对成熟，而国内供应链的保证体系则比较滞后；猪肉TTA可获得性水平能显著促进猪肉出口。提出了提高中国猪肉TTA水平的措施：企业应树立TTA，就是竞争力的理念；政府部门应承担TTA体系的建设责任；行业组织应积极参与对TTA体系的建设和监管。

摘要:以2006—2010年度中国生猪主要养殖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中国生猪规模增长与养殖技术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养殖规模越小越不利于技术进步，表现在散户和小规模养殖技术未发生显著性改变，而中规模和大规模的养殖技术却发生显著性的变化。提出了在政策上加大散户和小规模养殖户的整合，增强对大中规模的技术支持和政策扶持力度的建议。

摘要:集体违约风险是导致农户联保贷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主要由组员合谋与经营环境恶化两种情形引起。为有效防控联保小组集体违约风险，试图引入抵押品形成农户联保抵押贷款创新模式，并借助相关数据和博弈工具分析了其运行机制，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户抵押担保能力不断提高，使得该创新贷款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联保小组合谋时的投资项目平均成功概率与其抵押品变现价值正相关，即抵押品除了可以作为银行贷款损失的重要补偿手段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联保小组合谋进行高风险投资。据此，基于联保小组集体违约风险的防控思想，建议村镇银行试行农户联保抵押贷款模式，同时也提出如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推行交叉联保等其他可操作性建议。

摘要:采用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单个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粮食补贴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供给；在考虑多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务工子女数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对粮食补贴资金的刺激性不太敏感以及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贡献有限；不管是否考虑所有变量，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越高，其减少非农就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提出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补贴金额、补贴方式，提高农户满意度。

摘要:采用CRn、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依赖度系数，测算了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的集中度及依赖度，结果表明：中国新鲜或冷藏类、盐水腌制类与干品类食用菌出口市场集中度高，主要集中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荷兰、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且对这些传统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罐头类食用菌出口集中度低，依赖程度也较低。提出了发展多元化出口市场；提高产品质量，稳定传统销售市场；拉动国内消费市场，分散风险等措施，推进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

摘要:运用2001-2011年的鲜果零售价格数据，分析了我国水果价格波动主要特征，运用X11季节调整模型实证分析季节性因素对我国水果价格波动的影响；运用HP滤波分解模型将2001—2011年我国水果价格指数序列分解为趋势值序列和波动值序列，据此考察我国水果价格长期波动的趋势，并对短期波动的周期进行划分。研究发现：我国水果价格具有稳步上涨的长期趋势，但季节性因素、不可观测性因素及国际经济因素会使价格在短期内剧烈波动；此外，研究期内我国水果价格波动可划分为7个周期，各周期持续的时间长度、谷-峰落差都不尽相同，研究末期水果价格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明显提高。提出为了稳定我国水果价格，有必要从生产、消费及进口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对水果价格加以调控。

摘要:面对现实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公共服务目标“偏离”的现象，在合作社快速发展和持续争论的背后隐含着学者们对一个核心问题的追问：合作社如何坚守“服务社员”的根本原则？公共经济学有关合作社提供公共服务的性质、服务的可能性、服务的可行性和服务绩效等方面的理论成果，为构建合作社提供公共服务的分析框架和运行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合作社提供公共服务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作为服务生产者的合作社与作为服务对象的农户以及作为服务规划者的政府部门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需要采取社员自我增权、政府部门扶持和监管并重、加强合作社制度建设等措施，以强化合作社服务社员的职能。

摘要:农业产业组织在解决农户超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不同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划分为基础，综述了农业产业组织效率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效率。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在农业产业组织的构建方面，应充分考虑相关利益者的角色和作用；在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应加强对不同组织模式效率的定量研究和系统研究；在农业产业组织效率评价方面，应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

摘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摘要:“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渐成热点，但研究论域和框架仍有待廓清。借助文献分析方法，梳理了“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在西方可资借鉴的若干理论资源或研究路径，以及在当下中国面临的特殊社会语境。结果显示：与西方聚焦的跨国移民性质不同，中国的移民，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村—城市”单向性国内移民。由于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与间离，研究我国“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既要借鉴西方经验，更要立足中国语境。另外，“移民与媒体”议题应该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互动关系中考察，因为结构与政策的错位和冲突，是中国国内移民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主要根源。

摘要: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摘要: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为例，采用粮食安全法，界定了县级区域间的补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补偿分区结果与湖北省出台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探讨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总体上，湖北省耕地资源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面积达312.34 khm2，不能满足自身需求；且省内耕地资源差异较大，18个盈余区中，襄阳区盈余面积最多，约108.01 khm2，盈余面积最小的保康县仅盈余59.726 hm2；37个赤字区中赤字面积最大的武昌区赤字面积高达149.448 khm2，赤字面积最小的赤壁市仅赤字293.287 hm2。结合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分布规律可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受偿区主要分布在农产品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主要分布在重点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市、区）基本属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和平衡区。

摘要:运用感知价值-行为意愿逻辑和有序回归分析模型，以湖北省部分县市390份农户问卷为样本，对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对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感知价值是影响其参与意愿的决定因素，基于感知价值从农民对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两方面来分析其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合理可行的；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知、地方政府对农地整理政策宣传的重视度、村民的政治身份、参与是否有劳务报酬对农民参与意愿有显著正的影响，参与所发生的交通费用对农民参与意愿有显著负的影响。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过程中重视农地整理政策及项目信息宣传工作，提升农民对农地整理的了解度和认可度；建立健全农民诉求表达机制，鼓励农民多途径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提高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效率；重视农民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农民意见反馈机制和奖励机制，给予参与农民一定的劳务报酬,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摘要:在考察湖北省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基础上，分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绿色金融的基础保障不完善、深入践行绿色金融理念的金融机构并不多、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缺少深层次创新、信息不对称导致绿色金融风险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面临诸多障碍。研究了国外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注重政府引导,共同原则与差异化相结合,培养公众环保意识，加大创新力度，完善市场机制。提出了湖北绿色金融发展的优化路径：发挥政府的引领和统筹作用，夯实金融业绿色金融发展基础，打造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地域特色，健全域内信息共享机制，重点推进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以及加强对外合作交流。

摘要:基于西部6省市16个民族聚居地共1 112个有效样本，综合采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的定量研究工具，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到旅游经营，且大都从事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业，参与程度不深。居民对“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知名度”等正面感知强烈，对“劳动力培训、保护当地文化”的正面感知较弱，并且对“环境恶化、人口聚集、社会治理乏力”的负面感知强烈。在相关影响因素中，教育、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收入会引致个体明显的感知差异，而政治面貌、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影响则不明显。提高居民满意度应更侧重于旅游收益分配机制的改善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摘要: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渐成规模，但其实际传播过程中障碍重重，传播效果既不能令科学家满意，更不能令公众信服，更加有效地进行转基因生物科技传播，迫在眉睫。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数据，从风险传播视角出发，分析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传播在社会环境和传播要素各方面存在的障碍及其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加强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传播效果的建议：增强传播主体的公信力，建立专门的交流平台；提供客观充分易于受众理解的传播信息；发挥新媒体的开放互动优势，形成传播合力；与受众进行平等沟通，重视受众反馈。

摘要:根据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信息学习法，对信息性质（单面信息或双面信息）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进行了控制实验。结果表明：信息性质对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显著，但不同信息性质的影响不同；肯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积极，否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消极；否定信息对公众态度影响效果比肯定信息更加显著，双面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于消极。基于此，提出构建转基因生物风险信息沟通平台时，应充分发挥专家、政府和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有效整合传播渠道，科学选择传播信息，以助于公众形成对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