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摘要:基于来自广东、江西、贵州、四川、江苏、河南、宁夏、山西及辽宁等９个省２６９５ 个农户的系统抽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平均数差异检验法,从农户视角对我国当前涉农政策 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已经分化为以兼业户为主体,包括纯务农大户、纯务农散户、 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纯非农户等５类;但对于中国农业生产扶持政策、农地产权政策 和农地处置政策的评价,却不因农户的职业分化而出现差异,在所有农户的满意度评价中均 排前３位;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在所有农户的满意度评价中均被排在后两位; 有农地流入的农户对现行农地处置政策较为满意,但作为农地流出方的非农兼业户和纯非 农户对该政策的满意度则相对较低;农业参与程度越深的农户对农业生产扶持政策的评价 越高.未来中国涉农政策优化必须坚持稳定与改革并重的原则,把优化农村环境治理作为 重点,让农村金融回归“涉农”本位,把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消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政策障碍和制度藩篱.

摘要: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通过对１６个典型样点村所作的参与式农村评估调查, 选取农户就业、收入和时间３个指标探索农户生计结构特征,并基于农户就业主导行为及其 地域差异,对农户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兼业和农户农业生产４种类 型进行了测算分析,以期准确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特征与趋势.结果显示:县城近郊农户生 计非农化突出,农户多选择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非农就业和时间投入与收入结构比例一 致;远郊传统农区农户自主非农化发展趋势明显,农户多选择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生计分 化行为与传统农区经济结构环境不一致;兼业农户非农化就业不稳定,但农户非农化就业的 倾向明显;农业生产农户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农业收入的来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经济 作物种植区,农户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潜力大.提出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分化 特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针对性的政策安排.

摘要: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摘要:在我国高库存背景下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及耕地资源匮乏的双重矛盾，试图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探讨中国棉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路径。通过DEAMalmquist模型对中国2001-2014年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差异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LS方法估计TFP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技术进步是构成棉花TFP提高的主要因素，新疆棉花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在各影响因素中，棉花播种面积占比和受灾水平对棉花TFP的影响最显著；各地区棉花TFP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机械投入要素，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而在西北内陆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摘要:农户间社会网络是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为了探寻在我国以亲疏差序原则为行为取向的“差序格局”下，社会网络强关系与弱关系如何对农业技术扩散产生影响，以有机大棚蔬菜种植为例，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考察农户个体的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式，并收集强弱关系作用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ABMS方法建立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型并进行计算机模拟仿真，从系统层面考察并比较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加农户社会网络关系数量、提高社会网络关系间的互惠互助水平，都能显著促进农业技术扩散；在这两个方面，强关系的作用远大于弱关系。然而，从触发农户采用意愿进而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来看，弱关系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结果有助于理解我国农业技术扩散的底层机制，对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生猪养殖业末端环节面源污染日趋严重，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在此背景下，选取“技术补贴”、“设施补贴”和“收入补贴”三项补贴政策，构建选择性实验，分析了山东、江苏、福建、四川和江西五省在内的648户养猪户对上述三项畜禽养殖末端污染防治政策的接受意愿。结果表明，养殖户对“技术补贴”、“设施补贴”的接受意愿较高，对“收入补贴”的接受意愿不显著。进一步计算出了养猪收入的EKC拐点，分析了拐点两侧样本的设施投入、技术水平、收入水平对粪便处理量的影响，最后发现只有当收入向设施、技术等方向转变时，收入才对污染处理行为产生影响。

摘要: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要求新时期扶贫工作应重视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发展质量的提高。鉴于当前扶贫资金额度不断提高而减贫效率递减等扶贫挑战，本文选择江西省罗霄山片区18个县（市、区）为分析样本，系统剖析其财政扶贫资金规模与结构特征，运用DEATobit模型科学测算扶贫资金配置效率，明确影响扶贫资金减贫效应发挥的整村推进投资、产业扶贫投资、管理与奖励投资等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扶贫资金配置机制优化的政策建议：更新扶贫理念，实现包容性扶贫治理；消除路径依赖，开展分区分类扶贫；健全评价体系，关注大数据精准扶贫趋势。以期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配置效率，服务于连片特困区扶贫对象的减贫脱贫与我国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如期实现。

摘要: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资产对福利的作用机制，采用武汉市郊区6村505份样本，应用模糊综合评判与基尼系数，对新型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多维资产差距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新型农村社区资产差距较明显，其中显著缩小了文化资产的差距，扩大了自然资产的差距；资产差距显著降低了新型农村社区的福利，对福利的影响达到-37.3％。在考虑资产差距的情况下，传统农村整体福利为0.134，新型农村社区福利为0.181，除自然资产外，其他资产水平均得到了提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体上改善了农村居民福利，但忽视了自然资产的建设。因此，未来的新型农村建设应加强对自然资产的重视和保护，促进社区各类资产协调发展。

摘要:从社会空间视角对村落变迁进行考察能够提供新的认识和启发。粤北客家农村是典型的宗族型村落空间系统，祖厅作为村落中的主要权威空间而存在。通过对祖厅的空间形式、价值及功能的考察，发现旧有的村落空间社会系统正在瓦解，作为熟人社会的村落共同体逐渐变得陌生化。要重建新社区共同体，必须加强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借鉴，注重新社区的空间建设。

摘要:“私了”是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人们基于“礼”与“情理”的理性选择。以闫老汉死亡纠纷事件为例，探讨社会转型背景下“私了”的乡土性。“私了”既能辨是非、分清皂白以解决纠纷，通过“私了”更能获得在乡土社会安身立命的“礼”与“情理”上的支持，〖JP2〗这即是“私了”的乡土性。“私了”的乡土性启示我们，解决纠纷既要立足当下实际，促使当前矛盾合理解决，更要瞄向未来，把解决好当前纠纷当成重修当事人双方关系和重启社会秩序的起点。

摘要:对1978-2013年全国的及1978-2014年贵州省的农村公共服务支出与贫困减少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均发现农村公共服务支出对减少农民贫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农村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济贫效应。进一步，在对贵州省10个贫困村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对本地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程度越高，其人均收入水平就越高，这从侧面体现了农村公共服务支出的济贫效应。针对贵州省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应该在总体规划、农户满意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快推进农村贫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农民主体性建设、特色文化与配套措施建设，创设反贫困的环境条件、内在条件和保障条件，以充分发挥农村公共服务支出在贵州省的济贫效应。

摘要:通过对浙江北部D村的个案考察，从村庄社会内部的角度出发，力图分析经济高度分化背景下利益密集型村庄选举过程的表现样态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村庄治理层面的后果。研究表明，村级权力的高价值激发了村民参与选举的意愿，以纵向经济分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圈层化构成了村庄内部选举高度竞争化的助推机制;在竞争性选举过程中，竞选者以利益派性为组织基础，采取关系、金钱等策略性动员方式获取选票;村级权力的高价值直接带来了村庄选举以及村庄治理的谋利化色彩，表现在村级资源的分配上，即为分配原则的私人化，导致了村庄底层以上访为主要方式的针对处于村干部位置之上的富人群体的抗争，村级组织面临合法化危机。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国家和党组织需对村级治理进行相应的干预。

摘要:研究土地低碳利用与土地高效利用的耦合协调关系，有利于合理高效地配置土地资源，推动土地利用向低碳、高效的方式倾斜。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分别构建了土地低碳利用水平与土地高效利用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分别对2005-2013年土地低碳利用水平以及土地高效利用水平进行评价，探究两者的时空差异特征，并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变来看，武汉城市圈土地低碳与土地高效利用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地区之间的上升情况存在差异；从空间特征来看，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土地低碳利用与土地高效利用的耦合协调度不断增强，总体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在空间上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存在一定的聚集特征。提出了促进武汉城市圈土地低碳高效利用的政策建议：实行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探索低碳土地利用模式、增强武汉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

摘要:基于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时段全国及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显示：在全国层面，1990-1996年，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间无显著因果关系；1999-2006年，滞后1期经济增长率和土地违法表现为双向因果关系，而滞后2期经济增长率是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2006-2013年，滞后1期经济增长是土地违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滞后2期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不同制度演进时期，因经济发展水平及土地违法治理政策偏好的差异，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间的因果关系存在时段及区域差异：1990-1996年东部经济增长率是土地违法的格兰杰原因，而中部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互为因果，西部则无显著因果关系；1999-2006年东部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中部经济增速的变化率是土地违法的格兰杰原因，西部经济增长率与土地违法呈双向因果关系；2006-2013年仅中部土地违法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目标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潜在土地违法行为，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完善法律制度及监管机制有助于缓解或遏制土地违法行为；不同地区应在把握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制定差别化土地违法治理对策。

摘要: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使基因定位和精准修改成为现实，在农业、医疗、环保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但随之而来的是风险不确定性问题。这种风险不确定性源于技术上的脱靶效应和应用中的伦理争议，尤其集中于临床应用领域和农业育种领域，并呈现多元利益诉求。通过对欧美有关法律规制比较分析，发现立法模式、监管手段与法律体系等关系着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实践效果。着眼我国实践情况，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传统的法学理论尚不足以调控基因编辑技术及其风险，为此应立足基因编辑技术自身特质及其产品治理需求，以产品导向的立法模式指导并制定生物技术专门法，重点完善科学的风险预防制度体系和伦理审查制度体系，健全现有生物技术监管体系并强化程序性权利，从而系统性地回应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法律问题。

摘要:为研究符合我国科技创新投入机制、科技资源分布现状和知识产权运营规律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模式，根据共享组织主体不同，结合已有知识产权运营实践，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模式进行了设计、对比和优化。结果表明，公共财政视角下，政府介入的合作联盟模式能较好地适应政府为主的科技投入机制、无形财产权运营市场环境尚不成熟的阶段性特征和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多元、客体内容复杂的特殊性，有效解决联盟成员博弈带来的共享冲突，是现阶段我国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运营的理想模式。

摘要:通过构建前瞻性、后顾性和混合型泰勒规则的反应函数，从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三种泰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适用性。结果表明：前瞻性泰勒规则反应函数效果更好，更能描述我国利率的具体走势；利用市场利率更能够体现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特征，更适合作为我国利率操作目标。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进一步增强调控的前瞻性，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