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带来了危机，农村社会建设作为中国发展中的最短板，它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推进农村社会建设来保障农民的福利、化解当前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即全面建成小康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定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动力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则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组织保障。

摘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基于苏南地区农户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影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促进农民增收的利益机制尚未健全；对产业融合的内涵认识存在偏差；融合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有待培育；融合的公共服务体系亟须完善以及融合中金融支持服务仍显不足等。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加快建立“保底收益+后续分红”的利益机制；加快推进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培育多元化融合主体；加快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创新金融扶持政策和方式；加快推进人才培育和乡村文化传承等。

摘要:选取2004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马铃薯价格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来研究货币流动性、农产品期货交易额、国际能源价格、汇率变动和国际热钱规模对马铃薯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五种金融化因素都对马铃薯价格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马铃薯金融化现象逐渐显现；短期内货币流动性和国际热钱规模冲击对马铃薯价格形成较大的正影响，而农产品期货交易额、国际能源价格变动对马铃薯价格产生较大负影响，汇率变动对马铃薯价格产生较小负影响，中期、长期里国际热钱规模和汇率变动的影响存在结构性突变；在马铃薯价格波动的三个周期里，货币流动性、汇率变动和国际热钱规模对马铃薯价格的影响较稳定，而农产品期货交易额和国际能源价格对马铃薯价格的影响表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

摘要:基于标准彭曼公式，利用CROPWAT软件测量了中国31个省区粮食作物的绿水、蓝水及灰水足迹，并在此基础上对粮食生产的耗水量、生态修复需水量以及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小麦、玉米和水稻三种粮食作物对水资源的消耗数量和类型存在较大地区差异，河南、山东等省份具有较高的水资源使用量，而浙江、福建等省份用于粮食生产的水资源数量相对较少，江苏、浙江等降雨量充沛的省份具有相对较高的绿水消耗比重，而陕西、甘肃等水资源稀缺省份具有较高的蓝水消耗比重；1998-2013年三种粮食作物的灰水足迹总量均在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水稻的灰水足迹总量相对最高，灰水足迹总量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等区域，表明这些地区对生态修复水量的需求较大；我国粮食作物的水足迹强度在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表明水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提高，空间分析结果显示水足迹强度具有显著的全局与局域空间正相关特征，其中相比于西北和华北地区，西南、华东和华南地区具有相对较低的水足迹强度，意味着这些地区具有较高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摘要:基于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系统探讨了极端气候冲击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最优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从产量、价格、进口依赖度以及人均占有量的视角综合考察了粮食安全指标的动态变化，结论表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会缓解极端气候对粮食安全的不利冲击，并且缓解的效果依次递减；土地和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组合、土地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组合、劳动力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组合缓解极端气候对粮食安全冲击的效果也依次递减。提出：在当前小规模经营农户为主的条件下，为了缓解极端气候事件对粮食安全的不利冲击，粮食生产应重点鼓励土地增进型技术进步，其次是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

摘要:农民增收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目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拓展收入范围、紧密利益联结等途径提高农户收入。借助2016年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相较于传统农业单一发展模式，农户增收效应在50%以上。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政策层面应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融合和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纽带，在提高产业发展绩效的同时，促进农户收入大幅提升。

摘要:以山东省570个消费者样本为例，基于中欧比较视角，探究消费者对不同品牌或认证的有机牛奶的信任倾向，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消费者信任的前因。结果表明，消费者个体特征、感知价值、有机食品知识及行业环境对消费者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食品安全意识和信息交流对信任的影响较为复杂；消费者对中欧品牌或中欧认证的信任存在差异，形成前因也略有不同。提升公众消费信心，应着力于推动有机知识宣传普及、增加消费者体验以及强化行业监管，乳品企业应根据消费者中外品牌或认证信任的差异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摘要:基于江苏2006-2014年13市77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完全因素分解模型对化肥施用强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江苏化肥施用强度下降主要由效率变动驱动，其累计驱动效应达127.85%，种植结构调整反而制约了化肥施用强度下降，累计驱动效应为-27.85%；效率变化驱动的化肥施用强度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呈明显下降趋势，江苏化肥施用强度正处于“倒U型”的下降治理阶段；化肥施用强度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业科技进步、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及生物有机肥替代。因此，应坚定不移地推进技术推广、土地流转、剩余劳动力转移及粪便资源化利用。

摘要: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能力、人品和人缘是“面子”的基本要素，并赋予“面子”以实体性。日常性人情的互动是“面子”生成的基础，家庭则构成“面子”运行的基本动力。“面子”因而与主体内在属性紧密相关，呈现出较强的伦理性、社会性和较弱的策略性、表演性。“面子”的分化形成了村庄社会分层和村庄权威结构，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层次不同、形态各异的权力运作机制，表现为“统合——孤立”机制、“转化——平衡”机制和“渗透——规训”机制，从而促进了村庄公共秩序、社会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的再生产。然而，市场化逐渐导致“面子”的物化，“面子”逐渐脱嵌于主体的“做人”实践，伴随着“面子”竞争的失控，熟人社会渐趋解体。

摘要:精准扶贫的前提是明确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过度的仪式性消费支出成为影响农民家庭贫困的新因素，体现在生存消费的品牌化、婚丧仪式浪费的刚性化、炫耀性消费的竞争化。不理性的消费竞争扭曲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导致家庭积累不足、代际支持缺乏，造成家庭再生产的低度循环和内在冲突，发展潜力有限，“消费性贫困”生成。消费性贫困是消费行为的城乡联动机制和村庄经济文化状况叠加作用的产物。城镇消费行为对农村的示范效应，改变了农民的审美趣味，抬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绝对成本，村庄内部的支出竞争无序化提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相对成本。因此，扶贫不仅要在增收上做文章，还要在减支上花工夫。改变扶贫思路，倡导文化扶贫，促进消费脱贫，实现扶贫的精准性。

摘要:遵循市场化劳动关系运行逻辑，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分析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认为，经济效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分配公平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础性关系，转型期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发展目标在于实现企业经济效率与收益分配公平的均衡。当前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在实践上形成了高效率、低公平的非均衡劳动关系，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劳动关系合作治理、型构合理社会结构、凝聚劳动伦理共识及利益关系协调稳定。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回归农民工应有身份，强化政府劳动关系治理职能、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促进农民工组织规范发展、提升组织化维权能力，推动企业发展转型升级、培育市场核心竞争优势等是提高劳动关系的公平性、构建效率与公平均衡的劳动关系之规制路径。

摘要:通过对以“联耕联种”为代表的个案考察，深入分析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经营机制和组织方式。在经营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将横向规模化中的高管理成本“化整为零”，同时通过外部规模化增加农业经营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增进农业经营的迂回性，并通过组织化来减少从外部引进分工和专业化时的市场交易成本，实现“化零为整”的规模化效益；在组织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政府尤其是村级组织力量来进行组织和推动土地的集中连片，克服高交易成本，同时以农户为中心，保持农户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减少了阻力，提高了农户积极性，并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由此，新型农业服务模式实现了在不进行经营权流转情况下的规模经营，并从农地规模经营拓展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为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和实现途径，并促进了农户生计发展、农村社区活性化和粮食生产。

摘要:我国北部省份的欠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山区老区，常年干旱缺水、土地贫瘠，经济乏力，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差别大，这些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举步维艰发展十分缓慢。依据平衡发展理论，研究我国北部有代表性的河北省欠发达的张家口、承德、太行山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状况，并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主要表现在：城镇布局不合理，吸纳集聚功能差；经济薄弱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欠账严重；全盘规划不够，城镇综合水平低；体制机制不完善，制约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城镇化的动力不足等方面。借鉴英国早期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联办冬奥会为契机，坚持因地制宜，加强规划建设，强化政府责任，拓宽资金渠道，落实政策措施，培育特色产业，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呼吁整合各方力量，动员全社会打一场“集团式” 攻坚战，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抓手彻底改变欠发达地区面貌。

摘要:借鉴风险理论，分析征地冲突风险因素、征地冲突后果；结合实践及以往研究成果提出假设，构建征地冲突风险作用路径模型，对征地冲突风险因素、征地冲突后果的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探寻征地冲突风险因素之间、征地冲突风险因素与征地冲突后果之间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征地程序、征地补偿分配、征地矛盾调解三大冲突风险因素对征地冲突后果产生直接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0.283、0.447、0.073。征地监督冲突风险因素、征地矛盾调解冲突风险因素对征地冲突后果产生间接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0.340、0.324。提出从征地补偿分配模式、征地监督机制、征地矛盾调解机制、征地补偿程序规范等方面制定征地冲突风险控制策略。

摘要:基于2006-2014年湖北省16市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资源禀赋三方面构建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OM神经网络模型对湖北省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湖北省16个主要城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006年以西南、东北地区往省内中部地区递减；2008年其区域差异变化不大；2010年则从西南-东北走向往边缘化发展；2012年呈现以武汉市、宜昌市为耕地非农化高压中心并辐射周边城市，形成了两条共同发展的平行线；直至2014年，武汉市耕地非农化压力趋于平缓，武汉市周边小城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有小幅度上升。（2）SOM神经网络模型具有较强的聚类和容错能力，适用于开展耕地非农化压力的区域差异研究。研究结果反映了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的空间异质性，为土地资源区际优化配置提供了基础。

摘要: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构建背景下，农地大规模流转成为必然，其核心问题是价格。以黑龙江省克山县西城村为例，基于Akerlof经典理论，探究信息不对称下的农地流转市场交易边界、均衡条件及其逆向选择问题。结果表明，政府参与农地流转在激发农户农地流转积极性、提高农地流转效率、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环境下，政府定价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干预和扭曲作用日益凸显，导致农地流转实际价格低于市场机制运行下的应然价格，引发逆向选择市场行为，农地流转市场陷入“柠檬”困境，价格倒逼机制导致农地质量下降成为趋势，产生具有恶性传导效应的市场效率损失。提出利用外来资本及价格信号显示机制，构建公开市场条件下的农地流转价格体系将有助于推动农地有序流转。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承担着国家治理的具体实施和行政实现的功能，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及时总结和梳理国内政府治理的研究热点和总体研究趋势，以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对理论研究的新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以近十六年CNKI数据库收录的591篇政府治理研究的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为样本，利用文献计量学以及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III进行分析，绘制2001-2016年国内政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全景式再现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时空动态发展历程，直观展示研究文献的时区分布、机构分布、研究学者、研究热点状况，并探测发展趋势，以便为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基础性的知识支撑。

摘要:通过搭建一个农民创业的跨层次嵌入与乡村旅游资源的适应性管理的理论框架，探讨农民通过不同层次的网络嵌入获取乡村旅游创业资源、动态的乡村旅游环境势必要求农民创业具有相应的动态能力，并要求农民的创业过程与跨层次动态嵌入过程协同演进。研究发现，农民特质嵌入及乡村旅游环境嵌入的动态性决定创业资源管理也是一个持续性的社会学习过程，而农民的“干中学”创业就是乡村旅游创业资源的适应性协同管理。

摘要:公共传播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在对传播“公共性”解读的基础上，从传播“公共性”的视角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发现，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呈加深的趋势，一方面表现在公共资源分配不均、传播渠道开放性差异等“物”的因素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传播者多元性、主体性、媒介素养、传播理念等“人”的因素方面，这种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农村传播资源不足、传播渠道不畅、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缺乏等问题严重。为此，要保障城乡“数字公平”，使农村居民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传播权益，就需要从减少城乡数字鸿沟开始：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农村居民对传播资源的使用权、媒介的接近权、话语的表达权和利益的诉求权等；尤其要加强农村居民媒介素养，唤起农村居民的主体传播意识，促进城乡数字民主化进程，让农村居民也能在公共传播领域表达、理解、批判、质疑各类信息，逐渐建立公共、公平、民主的城乡居民传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