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南南合作”兴起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在新的发展经验、新的发展资源和新的发展制度重塑下的全球发展方案。一方面，“新南南合作”继承了南南合作中不干涉内政的政治遗产，在新的全球发展时期强调尊重国家需求导向和互利互惠原则；另一方面，“新南南合作”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努力维护全球化的成果。中国已经成为“新南南合作”的主要经验路径。

摘要:基于全国12省1 926户农户调研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60%的样本农户接受了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其中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收割服务的普及率较高。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能够显著提升稻农的技术效率，但不同稻作环节的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生产规模小于80亩农户而言，土地平整、机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的作用明显；而对生产规模大于80亩农户来说，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栽插服务的作用更显著。因此要积极推进机械化稻作服务，加强机械化技术集成，提升农机具的适用性和适配性，同时要针对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需要和作业条件调整服务内容，着重提高机械收割、田间管理等环节的服务质量。

摘要:从猪肉价格“易涨难跌”的现象探寻棘轮效应的理论假说，分区域细化研究层面，通过滚动回归来反映猪肉价格棘轮效应的动态过程，并进行结构突变检验来分析棘轮效应出现的时间点。研究发现:替代品、成本价格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是猪肉价格棘轮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棘轮效应存在区域上的同步性及时间上的突变性，并且近年来有逐步加强的趋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制订不能只选择猪肉价格暴涨时期，应根据猪肉价格变化时点进行灵活适当地调整，作好提前预警和综合防治，提高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摘要:基于210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采用Binary Logistic模型，以粪污无害化处理为例，探讨了环境感知、制度情境对生猪养殖户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和经营特征变量的前提下，环境感知因素中养殖户生态意识、责任意识显著正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制度情境因素中养殖户参与技术培训次数、养殖补贴力度显著正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社会参照规范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为此，政府应加大养殖户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定及落实促进养猪业健康发展的补贴政策和监督机制，鼓励养殖户实施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促进养猪业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和养猪业可持续发展。

摘要:作为决策的首要环节，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其后续的技术采纳行为。基于调研数据，将Ordinal Probit模型和ISM模型有机结合，探讨了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层级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具有一定认知广度，但缺乏认知深度；风险态度、技术指导频数、被调查者类型、信息通畅度和受教育程度均可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和兼业情况则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有负向显著影响。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是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表层直接因素；信息渠道通畅度、技术指导频数以及技术指导满意度是中间层因素；被调查者类型、兼业情况、受教育程度和风险态度是深层次的根源因素。据此，应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绿色农技推广，多媒介宣传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同时大力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以切实增进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

摘要:采用我国1978-2014年的数据，分析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变化趋势并提出对应的政策解释。通过构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获得了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水平的变量数值，然后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城镇化水平是制约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除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存在短期的波动向下趋势以外，其余年份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带动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而且各阶段协调发展度的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关联。

摘要: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快速推进并没有缩小城乡互联网应用差距，研究影响农民互联网应用采纳的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农村“互联网+”推进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郊区712名农民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Logit模型和泊松模型，对农民使用互联网应用的需求意愿和采纳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转移就业状况、对互联网应用的认知感受对农民采纳决策和采纳强度有显著正向作用；非农就业收入和经营收入对采纳强度影响显著，但对采纳决策没有显著影响；以往的信息化推广措施对农民采纳决策和采纳强度作用有限。为此，应针对农民需求开发实用、易用的互联网应用，加强使用技能培训，让农民从“互联网＋农业”中获益。

摘要:采用2011年中国老龄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LHLS）数据，在描述农村留守老人群体特征和养老现状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福利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从个体特征层面上看，年龄较大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和自己（或配偶）有房屋的这几类农村留守老人群体，更容易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从家庭特征上看，留守老人家庭收入越高、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越倾向于正规化养老模式，家庭出现过迁徙比没有出现过迁徙的农村留守老人更热衷于非正规化养老模式；从社会福利层面上看，所住社区有组织活动和没有参与医疗保险的留守老人更倾向于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

摘要:婚姻习俗的变革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结果，婚姻自由政策推行过程中伴随着革命、性别与传统的复杂纠葛。华中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婚姻自由政策与法令，但新政的推行遇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婚姻自由与革命整体利益的矛盾，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乡村习俗的制约，代际、性别矛盾等。婚姻自由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革命、传统、性别之间存在激烈的博弈与互动。面对种种制约，根据地将妇女权利的提升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尊重旧习惯，利用旧形式，使革命政策尽量与传统习俗相适应；在婚姻变革实践中发挥上层阶级与宗族势力的作用。革命既为妇女带来了婚姻自由的契机，同时也借重于女性的力量；革命既改造着传统婚俗，又受到传统习俗的严重制约。妇女在稍许挣脱传统婚姻陋俗的同时，又不得不服从于革命整体利益。根据地婚俗变革的措施，对当今农村的婚姻、妇女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摘要:利用来自全国农村的8 181个样本考察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村兼业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最高，然后依次为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脱农农业阶层的参与积极性最低；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主要取决于农民各阶层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体现出了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一般逻辑。为此，要激发农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就必须采取诸如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来增强村民和村庄的利益关联；同时也要根据各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动员措施。

摘要:作为新一轮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村庄合并的全面推进为巩固基层政权和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通过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带的调研发现，村庄合并也对当前的精准扶贫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村庄合并的“形合神不合”造成了项目安排目标靶向的偏离，贫困地区治理单元的放大使精准管理难度加大，并且造成了精准扶贫的内卷化，同时村庄合并带来的政权“再悬浮”使贫困人口边缘化，合并中形成的动力差形塑了形式上的脱贫。面对以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侧改革是避免此类问题出现的根本措施，在制度横向设计上有必要做好各个部门的协调、沟通与配合，在制度纵向设计上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避免运动式的治理逻辑。

摘要:厘清我国农村后义务教育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改善农村教育空间格局和提升农村教育整体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2004-2013年间我国农村后义务教育空间关联网络呈紧凑趋势，省际互动和关联度增强，但网络整体仍较为松散；各省域在网络中具有差异化的位势，环渤海和长三角省域具有较高的核心度，不同区域间互动程度较弱；较小的创新落差以及区域间产业转移等能够推动农村后义务教育的省际关联。为此，需要进行区域间统筹发展，强化农村后义务教育生态系统的省际协同，以推动我国农村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

摘要: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以湖北省咸宁市、鄂州市、安陆市、天门市、大冶市、嘉鱼县、沙洋县等市（县）14个乡镇34个行政村的644个农户为调查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农户在农地整治中参与权属调整的行动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这一路径形式，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的行为意愿在其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行为意愿是农户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动逻辑中必不可少的一环；（2）农户关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对行为响应仅仅存在微弱作用，权属调整的客观复杂性与风险性使得农户对此保持着极其谨慎的行动态度，农户的行为响应趋于“理性决策”；（3）农户的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为兼具“自发性”与“诱发性”双重行动逻辑，且在组织支持下产生的“诱发性”行动逻辑占主导地位；（4）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农地权属调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要: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创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借鉴创业行为理论和创业事件理论，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建立失地农民创业的“意向—情境—行为”理论模型，挖掘失地农民创业行为产生的影响机理，并通过样本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的内驱因素，主要通过渴求知觉和可行知觉起作用；征地情境调节着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征地区位、创业政策对创业意向与行为关系的调节显著，安置方式对创业意向与行为关系的调节不显著，补偿金额对创业意向与行为关系的调节呈边际递减趋势。因此，应培育失地农民创业意向，引导其创业行为；同时制定失地农民创业政策，促进其创业行为。

摘要:基于重庆、湖北、浙江三省市城镇居民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态度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转基因水稻的接受态度存在区域差异，湖北、重庆分样本的接受度明显高于浙江；从影响因素来看，总体上城镇居民转基因水稻接受态度主要是受粮食安全收益感知、对科技系统的信任程度、健康与环境风险感知等因素影响，分样本比较显示浙江城镇居民的态度较之重庆、湖北受到更多风险感知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农业科技风险管理中注重粮食安全、培育科学自生系统等建议。

摘要:近三十年来，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推广均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焦灼的困境。从作物人类学角度来看，目前的窘境主要来源于转基因作物推广过程中产生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实验室的科学理性与人类社会的文化感性、生物科技公司的趋利投机和普罗大众的生存权益、政府的决策逻辑和民众的行动逻辑。为营造转基因作物推广的包容性社会环境，充分展现生物技术的效用和福祉，科技工作者和推广人员应摒弃工具理性的简单线性思维，尊重地方价值、文化传统、社会伦理及民众意愿等；政策制定者应提升广大受众如农民和消费者的话语权，增强决策透明度。

摘要: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和改革正面临瓶颈，三支柱养老金制度体系的完善势在必行。从我国养老金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因素逻辑回归模型，发现个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个体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政治面貌、社会保障中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家庭财产（房产和汽车）、儿女数量、职业属性、年龄等都能够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提出有必要继续协同发挥社保与商保共同作用，缩小商业养老保险地区发展差异，重视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巨大发展空间，应进一步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加强商业养老保险知识的普及，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深入落实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