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险分担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是成员异质性农民合作社两大重要的制度安排，两者决定了合作社的契约形式，并最终影响合作社的稳定性。以中国三家奶农合作社为例，对合作社风险分担、利益分配与合作社稳定性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员与合作社组织之间的合作稳定性受到合作社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的共同影响；其中，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合作社承担的风险越多，合作社组织与社员的合作关系越稳定；合作社组织与社员之间合作剩余的分配机制越明晰，社员与合作社保持稳定合作关系的倾向程度也较高。

摘要:以合作社治理结构中的相关行为主体为基础，遵循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范式，以实地调研数据及案例为依据，将合作社治理结构划分为“成员大会-理事会”和“普通成员-核心成员-理事会”两种典型模式。以苹果种植户合作社为案例，解析两种治理结构模式的运行过程、比较分析其治理结构状况。研究发现，“成员大会-理事会”治理结构模式与“普通成员-核心成员理事会”治理结构模式相比，前者的成员参与程度更高，而且在管理型交易成本和市场型交易成本的节约方面具有优势，其原因主要体现在成员行为动机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逻辑构架不同，成员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型交易成本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制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导向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发现，妇女贫困问题有其特殊性，妇女较男子更为贫困，其所面对的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文章以贵州省扶贫实践为基础，探索其扶贫过程中对女性需求、妇女发展的关注。研究发现：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纳入了助推妇女脱贫的内容，精确瞄准、精准助力、多途径助推贫困妇女脱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妇女反贫困仍然面临诸多政策困境，妇女反贫困要真正进入政府扶贫政策决策主流，普惠贫困妇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推进妇女反贫困，应把性别平等纳入扶贫政策系统；实现精准扶贫，应把妇女列为关键目标，反贫困政策应把妇女作为关键因素。

摘要:基于武汉市J乡564户农村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系统检视了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由父辈传递给子辈的具体而微过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贫困家庭的子辈通过复制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复制父辈贫困，导致贫困代际传递。

摘要:选取2005-2015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非线性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上，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同。此外，农民收入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均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在整体上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

摘要:为了全面了解影响我国大豆供给的主要因素，基于2001-2014年全国10个大豆主产区大豆生产和价格的面板数据，同时引入替代作物收益、农业政策及时间趋势虚拟变量，运用Nerlove模型对我国大豆的供给反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大豆的播种面积受滞后一期大豆播种面积和滞后一期大豆单价的显著正向影响，受滞后一期替代作物单位面积纯收益的显著负向影响；2008年出台的大豆临时收储政策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不能断定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对我〖JP+1〗国大豆的供给有作用；大豆种植户在决策时主要受以往多期大豆价格的影响；我国大豆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并不敏感，短期价格弹性较小，长期有所提升，存在滞后性。最后提出了保障我国大豆供给的政策建议。

摘要:农户碳行为方式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基于湖北省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碳行为方式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标量和减量施用化肥的农户占73.84%，增量施用占26.16%；标量和减量施用农药的农户占78.97%，增量施用占21.03%。高达63.59%的农户选择不科学的废弃农膜处理方式；农户采纳新技术的主动性不强，但79.67%的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有较强的培训意愿。参加低碳农业技术讲座和培训的农户在化肥、农药施用和农膜处理上倾向于采用低碳行为方式。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上看，男性、年龄越小的农户在化肥施用上更倾向于采用低碳行为方式；耕地面积越大、低碳农业认知越高、没有安装互联网的农户在农药施用上更倾向于采用高碳行为方式；文化程度越高、没有安装有线电视、安装互联网的农户在农膜处理上倾向于采用低碳行为方式。

摘要:为深入研究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内在逻辑，以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603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激励与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激励通过价格机制和补贴机制显著促进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但由于农户更关注农产品市场价值以及绿色防控补贴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市场激励机制在促进农户技术采纳方面的作用明显大于政府激励机制；社会网络通过信息获取机制和社会学习机制显著促进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但由于绿色防控技术兼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复杂性，使得异质性社会网络在促进农户技术采纳方面的作用明显大于同质性社会网络。据此提出构建市场与政府的协同激励机制，培育农户社会网络等政策建议。

摘要:市场信息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运用TARCH和EGARCH模型，探讨中国和欧盟猪肉市场信息对价格波动产生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猪肉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效应，使猪肉价格上涨的 “正向信息”大于使猪肉价格下跌“负向信息”的影响，且“正向信息”对于猪肉价格的波动具有强化作用；欧盟猪肉市场“负向信息”大于“正向信息”的影响，且不存在显著的信息冲击不对称效应，其原因在于欧盟市场的政策干预少，价格“杠杆效应”不明显。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减少干预，进一步提高猪肉市场的透明度。

摘要:消费者的主观归因能够更好地预测农产品伤害危机对涉事企业及相关组织的危害。结合质化和量化研究方法，对农产品伤害危机中消费者责任归因的结构和结果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努力不足的归因相较于能力不足会导致更加负面的企业态度或政府信任；责任无论归咎于企业还是政府都会对企业产生负面的态度；只有当消费者认为责任归结于政府（而非企业）时，才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

摘要:选取正确的发展模式对当前农村社会正经历的变迁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借鉴斯密框架，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两大类，通过对我国典型农村发展模式分析，提出“政策、贸易可达性、资本、乡村精英”等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内生整合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想选择。但当前农村的发展缺乏直接进行内生整合的条件及能力，分析认为，我国大多数农村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市场的共同作用下，进行“政策、资本、贸易可达性”的外部嵌入，并在乡村精英的主导下进行整合。为保证农村发展模式的顺利实施，研究分别从土地、农民权益、村民自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措施及政策保障，为我国农村发展提供模式选择及经验借鉴。

摘要:采用2003-2014年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选取老龄化系数、老少比两个指标，对东部、西部和中部三区域进行了差异分解；然后结合省级面板数据设定模型，使用FGLS估计法实证检验了全国、东部、西部和中部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严重的地区差异的特点，东部、西部和中部的老龄化发展具有非均衡的特点，地区差异变化反复波动，并不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的增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会越来越严重。出生率和人均GDP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最大，城市化率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影响较大，而死亡率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多种可能性，但是对于全国来讲影响较大，文盲率对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影响较大。

摘要:不同于税费时期的“老村级债务”，“新村级债务”是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背景下产生的村级债务，项目制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基础。新村级债务具有普遍性、差异性、私人性、隐蔽性等特点。村庄发展导向、村干部经营项目是村级债务产生的内在原因，项目的资金配套制度和地方政府的自利逻辑是村级债务形成的外因。新村级债务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造成了村级权力固化、村庄主体性丧失、乡村关系扭曲以及村庄间分化加剧等严重后果。随着新村级债务的不断膨胀，容易造成新的债务危机，应当高度警惕。

摘要:基于“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视角，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在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PCA）测度城市群各市域土地集约利用度的基础上，综合运用ESDA-GIS模型分析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总体与局部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时序呈现稳步上升状态，而全局Moran’s I 指数均为负值，表明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相关特征不明显；从空间关联格局看，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据此提出以地区土地利用“综合型”集约为目标，充分发挥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依赖性和溢出效应，解决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两极分化”问题。

摘要:中国农地发展权制度安排的缺陷，使得诸如农地发展权的归属、红利分享的利益平衡、失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等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要建立中国农地发展权利益协调机制：基于农地发展权的性质和国家宏观战略的考虑，非国有农地的发展权应当由国家统一行使和管理；确立农地发展权各方利益的兼顾原则，农地开发所得红利不仅应当妥善照顾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而且应当惠及区域内未获得开发机会的农地权利人；消除土地增减挂钩制度中的土地财政动因，建立并共享农村地籍数据库和农民对政府实施土地增减挂钩制度的绩效评价机制；藉由农地开发红利设立农民市民化工程基金，发挥创新思维，赋予征地政府和开发者妥善协调农民市民化的辅助义务，从而快速有效地解决农民市民化。

摘要:土地兼具财产价值和生产功能的双重属性。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步财产化，造成大量的土地无效占有行为，降低土地利用效率并引发社会矛盾。国有农场实施“两田制”，通过收取土地承包费将土地的财产价值从私人手中剥离，恢复土地的生产资料属性，适应了城乡流动背景下的资源配置要求。两类制度实践表明，土地使用权去财产化是破解土地资源配置困境的关键。当前推进农地制度改革，除了要做好具体政策设计之外，还要在基本思路层面保持清醒。

摘要:大病保险作为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最佳结合方式，被誉为是以中国智慧解决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创新途径。大病保险能否稳定持续发展，依赖于大病保险基金能否实现收支当期平衡和中期平衡。H省大病保险制度试运行以来，保障效果显现，明显缓解了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负担，但从长期来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面临着收支失衡的危机。因此，须提升商业保险机构的参与积极性、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构建多渠道的大病保险筹资体系，并加强大病保险基金的动态监管，保证大病保险基金实现基本收支平衡，为大病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营提供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摘要:一般而言弱势群体权利保障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话语权，难以影响权利初始分配，享有的权利容易受到侵犯，欠缺必要的救济手段，从公法层面加强救济，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当前公法救济体系还存在诸多不足，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缺乏专门法律落实宪法相关条文，无行政救济实体法救济程序繁琐，刑事立法未充分考虑救济的复杂性，公法救济模式相互独立缺乏衔接等。构建完善的公法救济体系，应着重从以下方面逐步优化：制定专门救济法律以实践宪法规定，完善行政立法简化行政救济程序，厘清救济的特殊性强化刑法救济，加快融合形成整全的公法救济体系等。唯有如此，才能共同铸造权利保护之网，改善弱势群体权利救济不足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