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估计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小麦市场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利用2009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30日小麦现货与期货价格日数据，通过将政策作为虚拟变量引入GARCH模型，实证研究政策对平抑小麦期现货价格波动的作用，并从政策执行区和非执行区的视角比较政策在不同地区维护小麦市场价格稳定方面的效果，对模型结果和价格传导路径进行验证和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对小麦期现货价格波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能够显著降低小麦现货市场的波动程度，并通过期现货市场间的联系对期货市场产生影响，但政策对期货价格波动的作用方向则相反；政策在平抑小麦价格波动方面的效果具有空间上的溢出效应，通过区域间的市场联系从执行区传导到非执行区，导致非执行区价格波动程度的下降。

摘要: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会因为耕地规模的不同而呈现非线性区间关系，人力资本要发挥出生产率效应，需要一定的经营规模相匹配。具体来说：（1）在农户耕地规模较小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生产效率有显著负向作用；在中等规模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进入大规模经营后，人力资本显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2）狭小的农业耕地规模限制了教育投资的合理回报率，导致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可以避免农村人力资本的浅化。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将无力承担和非农产业对等的教育投资回报，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使农业生产只能再一次被动接受城市产业“剪刀差”。破除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妨碍耕地规模扩大的体制性障碍，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才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

摘要:以山东、陕西和山西三省1 052份菜农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农户公平性感知视角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向行为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通径分析和贝叶斯非线性结构方程模型等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向行为转化存在条件，当农户公平性感知较高时，意愿能显著转化为行为；反之，意愿对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公平性感知对行为的影响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效应，较低的公平性感知导致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高于行为。公平性感知对农户农业环境保护意愿向行为的转化存在显著的负向干扰作用。据此提出，在农户农业环境行为的分析中，应明确区分农户的意愿与其现实行为；在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中应强调农户公平性感知，鼓励农户参与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农业环境政策的执行应进一步公开透明。

摘要:基于山东、陕西和甘肃三个苹果主产省11个县（市）87个村庄的960个苹果种植户实地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家庭中种苹果的劳动力人数、兼业化程度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苹果种植年限，苹果种植规模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不同地区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差异明显。因此，为了寻找促进苹果产业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对策，政府应加强中年苹果种植劳动力的务农技能培训，构建更具有针对性的劳动力社会化服务供需对接机制和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完善土地流转政策扩大农户苹果生产经营规模，根据区域特征差异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苹果生产节本增效发展战略。

摘要:基于美国2000年1月至2016年2月的进口数据，运用受约束的区分来源的AIDS模型估计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进口来源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市场的需求弹性，据此评估美国市场的产品需求特征并为我国提出相应的竞争策略。结果表明，美国浓缩苹果汁与苹果的进口市场具有不可分性；且美国市场对各国浓缩苹果汁和苹果的进口需求具有不完全替代关系；美国市场对我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对总支出富有弹性，同时对自身价格缺乏弹性；在美国进口市场，我国浓缩苹果汁价格对来自阿根廷等国的浓缩苹果汁进口量有较大的影响，但采取低价竞争的方式虽然可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也会使我国损失巨大利润，最优的竞争策略应是以更优质的产品获取更高的价格和利润率。

摘要:从宏观环境层面，基于农产品流通演进的外生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利用1981-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进规律以及影响其演进的外生环境因素。研究发现：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渠道长度先变长再变短的“倒U型”演变趋势；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消费者延拓性、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市场化导向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居民的老龄化程度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却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鉴于各环境变量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未来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进还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特征。

摘要:基于发展新理念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理论遴选后，借助专家评审和鉴别力分析进行指标筛选，构建了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华北平原五省的453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样本，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指标体系做了应用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虽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个体间存在一定的成长绩效差异；经济绩效整体表现良好，创新绩效却较低。因此，应引导粮食类家庭农场平衡性成长、制定精准扶持方略和建立成长绩效监测体系。

摘要:高校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生力军，在长期的定点扶贫中，探索出了卓有成效的扶贫模式。通过对第一批参与定点扶贫44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扶贫报告进行文本分析，从教育、产业、人才、医疗四个方面概括了高校扶贫工作的主要做法，进而对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四所有代表性的农业高校的扶贫模式进行案例分析，剖析农业高校精准扶贫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提出了推进农业高校精准扶贫模式创新的路径：更新扶贫理念，着力建立长效扶贫机制；聚焦产业扶贫，着力建设农业综合体系；深化校企合作，着力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注重精神扶贫，着力培育乡村文化共同体。

摘要:使用200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效率，测算中国大陆31个省域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的静态效率，同时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效率动态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效率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综合技术效率很大程度上由规模效率决定，取决于实际支出规模是否靠近最优规模，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地区特征；从效率动态变化看，每年农村低保财政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其效率在下降，大体上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优于东、西部地区，主要诱因在于技术进步变动。由此提出从测算农村低保财政最优支出规模、农村低保对象识别机制、农村低保标准调整机制、财政支出均等化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以更好地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权益。

摘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方法，简要介绍了美国保险制度框架的基础，依次重点分析讨论了美国农业保险制度对农户、保险公司和政府利益需求的满足。研究发现：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经过近百年的改革与完善，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成熟的农业保险体系之一；它成功运用公私合营的运行模式和差异化的财政补贴制度，构建了美国农业牢固的安全网。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实施对中国农业保险发展具有启示性意义：建立起三方利益需求的整合机制是农业保险制度建立的基础，将农户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构建一个由农户、保险公司、政府共同组成的利益相关体，并朝着风险分散与利益共享的方向改革与完善，是提升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必由之路。

摘要:由于海外劳工在境外就业期间往往会遭遇社会保障双重缺失、社会保障双重缴费以及社会保障待遇支付障碍等诸多困境，使得西欧国家于20世纪初开始探索开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主要方式是国家之间签署社会保障国际协定，合理地承担和分享海外劳工社会保障的责任与效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开始由探索时期步入成熟时期，不仅在覆盖区域、惠及人群以及主要内容方面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和由点到面的发展，而且在合作方式上实现了由双边协定到双边与多边协定并举的发展，进而成为了全球各国维护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的有效途径。

摘要:联村制度成为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复杂矛盾、破解基层行政僵化、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探索。基于浙东的田野调查发现，联村制度通过推动干部下沉，以联村联户的形式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打破了科层制的诸多限制，重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协调地带，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解干群矛盾、加强政府对基层社会需求的回应能力、弥补村级治理公共性的缺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群众日益复杂多元的诉求、村级权力结构对正式权力的排斥、行政体系内过于形式化的监督与考核机制等。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联村干部的职能与职责，完善对联村干部的监督考核机制，同时强化对村级权力结构的监督和管理。

摘要:以广西、山西以及川西平原等地农村的调查经验为基础，引入地域差异的视角，从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和对代际支持的依赖程度等维度对不同地区农村不同主导光棍类型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我国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高以及所处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状况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主要归因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光棍群体；婚姻市场卷入程度不高但通婚圈内婚姻成本较高且对父母的资源具有较大依赖的农村地区，形成了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而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低，且婚姻成本不高和对父母资源依赖较弱的农村地区的光棍类型主要表现为自致型。

摘要: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摘要: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有序Logit模型，利用2016年湖北新洲区和襄州区225个农地转出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前，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已经存在，土地流转使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位序差异发生改变，其他资本的位序差异保持不变；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低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上流动，而高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下流动；带动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的因素包括打工型生计策略、兼业型生计策略及位于省会近郊的有利位置；非劳动型和务农型农地转出户受到土地流转初期的生计资本禀赋约束，无法选择更有利于生计总资本流动的生计策略。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创造非农就业环境、培育新型主体等加强农户生计资本促进生计转型的建议。

摘要: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行为出现诸多非理性现象。将兼业农户分为以务农为主的兼业农户Ⅰ和以务农为辅的兼业农户Ⅱ两类，从前景理论的视角对兼业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的兼业农户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并依据风险偏好做出农地流转决策；两类兼业农户都不倾向于转出农地，兼业农户I不转出农地的主要原因是追求土地收益的确定性，兼业农户II不转出农地的主要原因是不在乎农地转出的租金收益。

摘要:“街头官僚”同时承担政策执行者和信息传递者的“双重角色”，但在“管理官僚”和“相对人”的“双重压力”影响下，其政策执行者的角色难以有效执行，从而出现政策执行中的扭曲。但在法制社会背景下，“街头官僚”扭曲执行政策有被问责的风险，出于理性人的避责考虑，“街头官僚”通过其在“管理官僚-街头官僚-相对人”信息传递结构中的信息传递者身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将该网络中心结构为其提供的信息资源优势变成“信息权力”，进而通过对信息资源再整理的方式制造出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以此具有了影响他人的能力，并让“信息权力”能够越过制度而生存。在实践中，“信息权力”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为“信息权力”处于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之外，存在滥用、影响国家法制建设和现代化治理等风险，因此需通过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的方式进行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