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又一根本性举措。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力量和重要抓手。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而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存在着组织建构不够优化、经济基础不够优厚、文化基础不够优质、社会基础不够优良等困境，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各级党和政府要不断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构建体系、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积极传承和复兴优秀传统乡村文化、有效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组织基础、物质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摘要: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如何，市场信息是否对称充分，农产品价格波动传递的对称性与否是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传递的产生不仅冲击了传统的对称传递理论，在政策含义上也会使相关主体的福利变化呈现非均衡分布。文章在阐释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对称传递在强度、速度、方向和涨跌等方面的性质的基础上，指出价格非对称传递产生的影响以及政府制定农业政策需要重视的问题；然后简述价格波动非对称传递的研究工具，并重点对国内外乳业、肉类和蔬菜等典型市场非对称传递的经验分析进行梳理以及对非对称传递产生的原因进行归纳；最后指出分析中国农产品市场经验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今后研究进行展望。

摘要:采用2006-2015年中国与排名前20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基于SITCRev3.0分类标准下的三位数农产品贸易数据，将国内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共同纳入引力模型，对农产品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农产品出口出现了逆本地市场效应，而且缺乏资源禀赋优势；从分类农产品来看，蔬菜和水果、林纸产品、非食用畜产品、水产品出口存在需求规模上的本地市场效应，大宗农产品出口则存在需求规模上的逆本地市场效应，烟草及烟草制品出口存在需求结构上的本地市场效应，蔬菜和水果、林纸产品、非食用畜产品出口则出现了需求结构上的逆本地市场效应，饮品类和食用畜产品出口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其政策含义是：应深入推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摘要: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存在着“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但“挤入效应”强于“挤出效应”，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效应强于非粮食主产区。据此提出适当加大农机补贴力度、培育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引导农户进入作业服务市场、发展山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等建议。

摘要:研究水稻生产潜力对确保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文章将影响水稻的生产潜力的因素分为要素投入与技术效率两部分，通过湖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水稻生产的技术变迁及其方式，投入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的使用情况，技术效率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并强化了各相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农户生产水稻的平均技术效率很可能在75.90%～79.00%之间，技术效率在所分析的年份无显著变化，且存在负效应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变迁，使水稻产出每年下降2.14%；其次，在农户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中，土地与农资的产出弹性均较大且为正，但劳动的产出弹性为非正；最后，在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中，水稻之外的家庭经营收入比例影响为负，而其他作物面积比例与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为正，政府补贴等无显著影响。因此，进一步挖掘水稻生产潜力需大力推广机械化与规模化种植，并提高补贴类政策的精准度。

摘要:低碳农业生产过程严格遵循联合生产原则，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期望农产品与期望碳汇产品、非期望碳排放产品之间的耦合关系分别得以加强、脱钩，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已逐步形成六种低碳农业发展模式。农业碳计量测算结果显示，不同模式的总碳产量、单位碳产量存在一定差异，但最终均实现了净碳汇量的盈余。其中，免耕、秸秆还田和粪肥配施有助于提升耕地的固碳能力，而标准化的技术集成则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实现良好的固碳减排效果；DEA-RAM模型测算得出技术集成固碳减排模式表现出较高的联合生产效率水平，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个方面实现联合生产绩效最优，而导致联合生产非效率的因素在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冗余；农户的行为选择对低碳农业联合生产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产生重要影响，各因素在不同模式中影响的显著性和重要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摘要:基于“离土”和“离乡”非农就业的异质性差异，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验证“离土”和“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结构的重新配置使贫困农户能够参与非农就业，从而使“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高度选择性则使“离土”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因此，畅通社会交往的渠道以降低农户社会交往成本，继续鼓励农户外出务工以积累物质资本，保证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通达性，以此抑制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

摘要:基于陕、甘、鲁、豫四个苹果主产省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效应分解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选择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选择具有稳健的正向影响；劳动力转移产生的人口效应与收入效应均为正，且人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户主文化程度、是否为村干部、种植年限以及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技术选择具有显著正影响；化肥施用量认知对农户技术选择具有显著负影响。

摘要:在对山西和青海草牧业发展典型试点区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草食畜牧业发展、“粮+经+饲”种植结构优化、牧草种植品种区域差异化及“粮改饲”比较效益等方面分析草牧业推进现状；对各试点区草牧业发展在科技推广、生产经营模式发展、融资平台建设、牧草青贮方式选择、牧草种植与精准扶贫融合、龙头企业带动等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剖析草牧业发展中仍存在的传统种养观念盛行、牧草作业机械及配套设施保有量不足、发展技术制约明显、牧草生产高风险但没有建立政策性保险、金融扶持发展机制不到位等难点与突出问题。针对难点与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做好宣传及科技推广培训工作、加快研发可以适应不同区域生产的牧草机械设备、全力促进草畜紧密结合、推进多样化牧草产业发展形式、推动牧草产业保险实施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中国13省87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的调研材料，分析政府项目驱动下农产品上行问题。实践表明，政策利好为县域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了试错空间，“S2B2C”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对农产品上行的推动作用明显。但是，多数县级政府未能认识到供应链管理之于农产品上行的作用，普遍存在政府治理方式滞后、公共服务网络不健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缺乏、冷链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为有效推动农产品上行，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公私合作”、构建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注重品牌营销、优化产品供应链管理。

摘要: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摘要:基于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野，运用交叉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乡村贫困治理的地方性实践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并非整体性的静态固化格局，而是因不同的互动情境呈现出多元性的动态实践特征和持续演化过程，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程度低、策略性行动强的“合作博弈”的实体关系。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寻求贫困治理合作的可能性，贫困治理的目标一致程度和行动主体的利益契合程度是影响二者博弈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借助于这种互动模式，社会组织在当前行政治理体系异常强大、社会主体性发育水平尚处低位的时代背景下，嵌入到乡村发展场域中，不仅发挥了贫困治理的实际功能，还获得了组织自身的发展空间。不过，由于转型期国家的主导地位，合作博弈的过程本质上还是以呼应政府部门偏好为核心特征，从而强化贫困治理中工具主义导向的事本逻辑，而更长远的社会价值的追求依然任重道远。

摘要: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摘要: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现代性的复杂变迁，户口价值在城乡之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城乡户口价值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呈现出大城市、中小城市、建制镇、农村依次递减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村户口价值不断上升。最终，在农村户口封闭化、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乡城流动合法化的社会体验之下，农民工构建了农村户口比中小城镇户口更值钱的理性认知。由此，新型城镇化应尊重农民工的生存理性诉求，以常住人口城镇化为中心目标，适当弱化户籍城镇化率的重要性，建立城乡之间可进可退的户口迁移制度。

摘要: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防范征地冲突外包制”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地方政府与村委会为获取“帕累托改进”而缔结防范契约，但由于存在隐性契约和非对称信息的缺陷，后者易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委托代理关系破裂。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地方政府有效激励村委会防范征地冲突的改进措施，提出：考虑把村民、开发商等纳入契约框架，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契约的约束力；从信号传递及信号甄别的角度，派驻征收项目顾问，建立绩效评价机制，有利于防范风险，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稳定和高效运行；对于政治偏好型村委会，可通过设计预期政治晋升和嘉奖来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对于经济偏好型村委会可适当提高收益分配比例，加大违法成本以防范道德风险。

摘要:环境治理效率不高的一个原因在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偏低。以2015年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为研究对象，运用DEA三阶段模型，评价我国省级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存在效率损失，且各省支出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部分地区的效率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地方政府应在提高管理水平和优化资金规模方面双管齐下，促进支出效率的改进。财政分权、文盲率和工业化水平均对环境治理支出效率有显著的负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环保机构分布密度对支出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根据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得分，将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效率分为四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向。

摘要:运用微分博弈的方法，构建追溯食品生产商和追溯食品加工商的博弈模型，研究3种不同决策模式下二者溯源信息共享的最优策略、收益及食品供应链总收益的变化情况，并利用Matlab对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集中决策时食品供应链的总收益最大；成本分担契约可以实现追溯食品生产商和食品供应链收益的帕累托改进；溯源食品品牌形象及溯源信息共享成本的影响系数对追溯食品生产商和追溯食品加工商的溯源信息共享行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