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建设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工作成效密不可分。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农业经济学教育一度中断，但涅槃重生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也伴随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篇章，逐步形成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成熟研究领域，研究范式上与西方农业经济学学科逐步接轨，研究体系日趋完善，并在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农业体制机制改革、农业农村政策创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引领作用。展望未来，减贫与发展、农地制度安排、资源与环境经济、食品营养、消费与安全、农业科技推广、农村金融供给等问题研究，将是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沿的重点方向。

摘要:中国正在开展的精准脱贫攻坚战不仅仅是单纯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经济社会行动，更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之后，国家发展议程开始将社会公平列为其治国理政核心内容之一的新的政治实践。在扶贫场域通过“五级书记挂帅”的机制先行探索了党的集中统一权威的运行模式，强化了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由此可见精准脱贫攻坚战事实上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新实践。

摘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两者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改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地区创造了益贫式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巩固了产业扶贫的成果，又化解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非均衡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从而巩固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为进一步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既要抓好梯度跟进、又要抓好优化升级，进而提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形成的经验、推进产业扶贫的优化升级、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服务、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

摘要:基于刘易斯收敛条件的考察发现，中国不彻底的城镇化破坏了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所必要的人口条件，使得二元经济结构呈现长期化发展趋势。当前土地制度安排引致了双轨城镇化问题，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失衡；受损失厌恶行为驱动，农村人口的自主城镇化过程锁定在了“流而不迁”状态；农村人口自主城镇化的失败产生了大量不在承包制形式，而以家庭为基础的不在承包制形式正瓦解集体一致性行动准则，使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制度运行存在名义化取向，加大了农地制度创新阻力，引致农业生产陷入传统陷阱。基于此提出：要打破土地增值错配格局，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改变不在承包制形式并保护经营权；城镇化建设要允许人口实现农村退出，以适应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需求。

摘要: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建档立卡搬迁户应对贫困的动力机制、生计策略及抗逆力结构之间密切关联。作为一种有较强反思性与能动性的范式，抗逆力集适应与转换于一体。适应即主体学习知识与规避风险的能力，转换即主体更新生存状态的能力。适应与转换作为抗逆力建构的两大机制，紧密联系，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由适应走向转换的过程中，因学习能力、缓冲能力与自组织能力的差异性，搬迁户内部出现三种应对贫困的生计策略与三种不同的抗逆力结构。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通过个体经营与合作经营建构生存型抗逆力；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积极开展就业创业活动建构发展型抗逆力；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依靠多样化策略与支持建构互补型抗逆力。三种抗逆力结构并存，意味着搬迁户应对贫困的复杂样态。

摘要:选择切合我国农业发展现实的转型路径对加快增产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转型意义重大。选取近年来沿着不同路径持续推进农业支持政策转型，资源禀赋、转型背景同我国相似、转型绩效良好、借鉴价值较大的日本和欧盟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了二者选择不同转型路径的原因、相应的转型路径和主要政策措施。研究发现：日本立足小农生产格局下农业竞争力弱化的现实，选择提高小农竞争力为首要目标的转型路径，并构建了竞争力导向的政策新体系；欧盟则从农业环境保护现状远低于社会预期的现实出发，选择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能力提升为重点的转型路径，沿着该路径推进了近年来的两轮改革。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竞争力弱化和绿色发展能力不足的双重压力，政策转型应以促进小农竞争力和绿色发展能力提高为目标，立足小农现实，多措并举，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同时，全面践行“两山”理论，推动农业实现绿色发展。

摘要:养猪场户应对价格波动的相机选择行为及其一致性程度是影响我国生猪供给及价格波动的关键。利用河北、辽宁和北京等北方三省市养猪场户的调研数据，采用列联表和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对价格波动情境下不同规模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养猪场户应对价格波动的相机选择行为以变动饲养规模和出栏时间为主，变动生产投入为辅；价格上涨时倾向扩大饲养规模、延迟出栏和增加生产投入，价格下跌时倾向缩小饲养规模、提前出栏和减少生产投入。（2）不同规模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存在差异，规模较大的养猪场户在价格波动时变动饲养规模、出栏时间和生产投入的行为倾向比规模较小的养猪场户低，尤其是变动生产投入和饲养规模的行为倾向显著偏低。（3）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在价格涨跌时不对称，价格下跌时不同规模养猪场户选择变动饲养规模的行为倾向及行为的一致性程度高于价格上涨时，而选择变动出栏时间和生产投入的行为倾向及行为的一致性程度低于价格上涨时。据此得到推进养殖规模化有助于平抑生猪价格大幅波动尤其是周期性波动幅度，但对周期性波幅的平抑效应在价格涨跌时不对称等启示。

摘要:基于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2 232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和OLS回归实证分析了农业分工调节下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合确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其中，社会化服务程度增强了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则削弱了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农地产权界定实践中，应鼓励有条件地区实施土地置换整合，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建设，以此加快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进程。

摘要: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的农村样本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其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研究结论显示，生计多样化作为家庭应对未来收入波动冲击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越高；同时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在逐步减弱，社会网络分散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途径难以为继。由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以满足农村家庭平滑消费和规避风险的长期需求。

摘要:农户生计能力存量的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寻找生计能力临界点，即农户生计能力积累需要达到一定存量才能促进农户摆脱持续性贫困束缚，由此对应出现“高能、低贫”与“低能、高贫”两种匹配结果。利用陕西省贫困地区微观数据，考察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的门槛值下，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与农户持续性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过门槛回归检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96、0.763、0.808、0.611和0.235，生计能力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22。当农户生计能力存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生计能力才会显著的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此外，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才能跨过门槛值显著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

摘要: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市场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市场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

摘要:乡村振兴对乡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迫切需要加强相关研究。为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可视化研究方法，通过多领域比较分析，发现乡村基层治理近几年受学界关注度有所增强，但是成果质量有待提升；作者与机构之间合作、交流少；共被引分析显示，研究基础力量、传播载体、基础文献影响力不够强。关键词聚类特征较为明显，分析关键词共现和时间分布，展现了研究热点和关注点的演变脉络；对聚类文献内容分析，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乡村基层治理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以及对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的关注。乡村振兴的提出进一步激活乡村治理领域的活力，乡村治理成为迫切需要攻克的重点领域。

摘要:“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框架难以完全解释建立在中国特色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基于“新苏南模式”的经验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快速发展秩序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优越性。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制度，把土地作为公有生产资料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形成政府主导的、公共性的城市开发体制。同时地方政府不断改革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普遍、公平地实现市民化，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形成城市开发的社会基础。苏南的经验对全国后发地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土地制度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又快又好的城市化模式，不仅促进了城市快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和农民新型关系的形成。

摘要:通过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路径外在宏观条件和内在微观机制的分析，可以更完整呈现城市化的社会规律，反观当前的相关理论及城市化政策的问题。与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家庭的不完全城市化不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趋于完全城市化。多个发达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发达工业化基础上建立的本地劳动力市场是农民城市化的前提，其特征是就业机会丰富、就业时间充足与就业成本低廉。就家庭策略而言，农民家庭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家庭充分就业和家庭婚姻联结将本地劳动力市场优势转化为融入城市的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完全城市化。

摘要:依据资源错配理论和C-D生产函数，构建土地资源错配及其效益损失测度模型，并对中国1996-2015年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及其效益损失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996-2015年中国农用地修正错配率由24.02%下降到4.64%，建设用地错配率由198.08%降至13.18%；中国土地资源部门错配效益损失先降低后上升，2015年达23 982.84亿元，年均损失率为1.98%；中国土地资源空间错配效益损失率由14.33%下降为11.62%，但效益损失由4 652.30亿元增加到35 441.05亿元；在部门错配类型上，西部表现为农地非农化损失，东部和中部先后由农地非农化损失转变为农地农用损失，拐点为2001年、2013年，在空间错配类型上，东部表现为短缺错配、中西部为过度错配。由此得出：中国土地资源短缺错配和过度错配并存，中西部土地错配程度较高，但效益损失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国土地资源错配和效益损失程度呈下降趋势，但由于部门和空间收益差存在，错配效益损失值仍在增加；调整土地资源部门和空间配置量、缩小部门和地区土地边际产出效益差异是纠正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本路径。

摘要: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的两种类型（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缓解效应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由此，提出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建议。

摘要: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全体居民的医保参与有促进作用，但社会资本各项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对全体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医保参与有促进作用，而对城市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不显著；社会信任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与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城市居民医保参与的是陌生人信任，影响农村居民医保参与的是熟人信任。因此，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医保，助力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需要培育良好的社会信任、增强医保的实际保障效果和创新城乡医保融合路径。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一项系统工程，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需要把握全国统筹的内在要求，同时选择阻力较小的统筹方案。在统筹方案选择上，应考虑渐进式方案带来的政策固化风险与调整成本，以统筹实施时点划分不同的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在分析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合理制度参数与给付标准设定等统筹难点的基础上，提出从多途径分担历史债务、建设垂直化管理的社保经办机构、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等方面入手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