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上村级治理主要解决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和满足农民最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的需要，村干部主要功能也就兼具国家代理人与农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当前资源下乡的背景下面，中国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村级治理行政化现象。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必然后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失，资源下乡的低效甚至无效。离开对农民群众的动员，仅仅强调为农民群众服务，不组织农民，仅仅帮助农民，结果可能造成村级治理的失败。

摘要:我国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村级治理采取村-社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实现行政-自治二元治理体系下的联动。行政村承担行政职能并发挥村庄内部的统筹功能，社队具有土地分配、公共品供给及公共规则生产等能力，进而能够承担自治职能。村-社两级既相互分工，又需要彼此协作完成本级组织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随着行政力量的不断介入，行政村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且无力回应治理诉求，社队因土地分配权力的丧失、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治理主体缺失等问题导致治理能力不断弱化，村级治理失效。村级治理的困境不在于基层治理单元的调整，而在于构建良性的村社关系。川西平原一直贯彻着村社传统，并形塑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效果，对于其他地方的村级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村级有效治理需要重塑村社关系，在再生产社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村社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并充分依靠村社内生治理资源。

摘要: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摘要: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条件。实现贫困数据的精准分类与识别以及贫困识别由定性到定量、由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精准识别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中的分类算法实现。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生计环境六个方面建立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了精准识别模型，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模型的分类及识别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模型效果良好。

摘要:利用1996-2016年间CEPII-BACI数据库的HS6分位数据，采用基于离散时间的生存分析法研究FTA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向FTA成员国农产品出口的风险率更低；在FTA成立的作用下，开始于FTA成立之前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延长，开始于FTA成立之后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则因不确定性因素而缩短；中国农产品出口关系生存概率随FTA成立时间和条款深度增加而提高；由于对贸易成本的降低幅度不同，FTA对加工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大于初级农产品。基于此，提出坚持和完善自由贸易区战略、合理引导企业的政策建议。

摘要:为综合考察政府的一系列监管带来的农业增长贡献，基于FAO的全球45个国家数据，选用世界银行监管质量指标实证分析政府监管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比较不同产业结构下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政府面向私有部门经济的高质量监管能直接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并存在以农业要素为中介的间接影响，其中监管提升了土地要素产出弹性，但抑制了劳动和政府农业支出的贡献；这种直接、间接的作用多发生在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经济中，而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经济中两种作用关系均不显著。

摘要:卫生与植物检疫（SPS）措施是各国以科学为依据制定的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环境安全的法规标准。随着SPS措施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其保护目标常常被质疑是为了保护贸易，而非健康。本文基于2001—2018年WTO成员针对农产品的SPS通报数据，分别选取代表“健康保护”和“贸易保护”的指标，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ZINB），研究SPS措施的保护目的。结果发现，与健康相关的变量与WTO成员的SPS措施通报数显著相关，SPS措施主要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但也存在贸易保护的嫌疑；发达国家SPS措施保护贸易的嫌疑更大；加工农产品SPS措施相比初级农产品更具有贸易保护倾向。

摘要:通过育种手段实现的作物营养强化，是以农业手段应对“隐性饥饿”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前人一般关注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对人体营养干预的有效性，本文从营销的角度探究了消费者对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选择与购买意愿。研究发现：当企业对相对价格较高的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使用高解释水平的信息沟通策略，对相对价格较低的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进行低解释水平的信息沟通时，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均较低，购买意愿更高。而消费者的健康意识和调节定向，调节了相对价格比较与企业沟通策略的匹配（高-高；低-低）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据此，建议企业依据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价位对消费者进行不同的沟通策略，在普及健康知识的同时扩大对作物营养强化农产品的宣传。

摘要: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的有效机制，是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和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0—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考察不同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和权重后，这一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因此，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是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政策选择。

摘要:基于199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城镇化这一重要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1）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前提下，中国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城镇化从总体上抑制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应；（2）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则显著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2007-2016年的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显著强于1997-2006年；（3）城镇化对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同样呈现出不同的时空格局。

摘要: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设计不同共生情景及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多方共生需满足的条件。研究发现：PPP模式并非治理利器，而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政府监管对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多元主体共生至关重要。其中三方共生需以政府有效监管、降低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和让村民受益等条件为基础，通过惩罚机制可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违约行为，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形下三方共生局面恒不成立；村民介入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与政府额外奖赏无关。基于此，提出以有效监管为重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受益为核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政策建议。

摘要:以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为研究背景，利用江苏、河北、山东三省的401个蛋鸡养殖场的调研资料，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实证分析了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对养殖场环境投资的影响效用大小，并探究了标准化养殖场对周边养殖场环境投资是否存在示范效应。结果显示:标准化养殖场能显著提高养殖场的环境投资；标准化养殖场环境投资的影响因素与非标准化养殖场有显著区别，标准化养殖场的环境认知和所受环境监管约束要高于非标准化养殖场；标准化养殖场对周围养殖场环境投资的示范效应高于非标准化养殖场。由此，政府应继续推进标准化养殖场的创建工作，提高标准化养殖场的环境准入门槛，提升标准化养殖场的环境示范效应；此外，政府还应调动非标准化养殖场申报的积极性，加强对非标准化养殖场的环境监管。

摘要: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摘要:以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培育为内核的村庄公共性建设是乡土价值重塑的关键。村庄公共性由改革开放前的理想化向改革开放后的理性回归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空间传统退现代进以及公共精神阶段性缺失的困境，亟待在协同治村、合力并进中实现真正的蜕变。强化村庄公共性对培育时代新农民的耦合和递进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靠农业农村无望的难关；强化其对和谐村庄建设的协调和联动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难关，助力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理念下的乡村振兴伟业。

摘要:通过对湖北桃花村纯女户家庭养老的实证调查，探讨了女性的双系反哺实践和纯女户的家庭养老危机。研究发现，夫系老人依靠制度优势和自身的主动付出获得了更多的子代赡养资源。而妻系老人之所以会陷入贫困状态，子代资源供给不足、代际互动不足以及制度支持不足是三个主要原因。基于此，提出应倡导夫妻共同承担双系赡养责任，鼓励妻系老人主动维系代际亲密关系，重塑新时代双系婚姻制度，以双系家庭回应双系反哺。

摘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为其改革指明了新方向，即着力建构适度平衡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增强民众的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制度全覆盖及“双轨制”并轨运行后，我国基本养老保障领域的隐性失衡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群体间基本养老保障待遇与地区间基金收支规模失衡发展及逐年加剧的态势。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民生制度安排，新时代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只有在迎合社会主要矛盾转向的基础上，精准识别隐性失衡点进而牢牢锁定改革突破口，把握改革契机，选准改革路径方可保障改革成效。

摘要:农业规模化生产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依赖于农地的转入。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资源配置导致了转入不同规模农地的农户对于农地租约的稳定性与完全性等存在差异化的需求。本文利用农户调研数据，阐释农户转入农地规模及其合约匹配特征。实证表明，转入土地规模的差序化将导致合约的其他维度也呈现出差序化特征，即转入农地规模越大，农户越倾向于签订正式的书面合约，所能够承担的转入租金越高，转入对象为非亲友邻居的概率更大，转入的期限也相对较长。建议应当以土地的整合集中为基础，发挥村集体组织农地流转的比较优势，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农业创造有利条件，并由此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摘要:农地流转不仅涉及预期收益和成本等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分析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全面推动中国农地流转，使其跳出内卷化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5省15县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就农地流转行为进行面板Logit模型、面板有序Logit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随机效应回归，并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去除风险规避态度的效用，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和流转规模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流转租金上涨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了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降低了土地转入意愿,是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加大各类保险的覆盖范围及赔偿力度，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