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脱贫成果、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工作。对中国扶贫理论的梳理和总结，既是脱贫攻坚总结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巩固脱贫成果、确保我国扶贫工作从解决绝对贫困攻坚战状态向相对贫困常态化治理转变的需要，也是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要。本文以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为指引，从本质论、优势论、带动论、改革论、两动论、扶志论、综合论、精准论、衔接论、合作论等十个方面对中国扶贫理论进行了梳理，旨在为脱贫攻坚理论成果总结提供参考。

摘要: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摘要:基于安徽省W县B镇2 033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 模型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达到10%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摘要: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摘要:“村民自建”是农村公共建设的一项有效机制。通过对安徽省南陵县“三会四自一平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组建村民议事会、项目理事会及项目监事会的基础上，实行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建立多元化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与行动力。在这一“村民自建”的农村公共建设机制中，协作、激励与公共参与是其内在的核心运行机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机制，重建村庄共同体，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摘要:在“土地抛荒”和“毁约弃耕”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信心成为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12省（自治区）2 340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Cloglog模型、IV-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农业生产培训对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培训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培训对大规模农户和高教育程度农户的影响更大，且仅对于高收入农户以及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展性分析发现，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计划经营规模。因此，在规模化经营过程中要强化农业生产培训，而且培训中应考虑农户和地区差异。

摘要: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3%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摘要: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扩大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采用Malquist指数法测算了1998-2015年各省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其在社会嵌入性视角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差异中，有36.46%是由其社会嵌入性的不同所造成的；农业结构系数、城市化进程、受灾率、农村人力资本和物流关系嵌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直接影响，认知关系嵌入、资金量关系嵌入、结构关系嵌入、文化关系嵌入、政治关系嵌入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可通过调节农业结构系数、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现。因此，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要同时考虑基本影响因素和社会嵌入因素。

摘要:采用“两步法”研究了农机服务发展与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关系。基于2004-2016年全国31省份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利用变系数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粮食生产的技术变化、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然后构建农机服务发展影响粮食生产效率的OLS回归模型。结果表明：（1）31省粮食生产的投入要素产出弹性和技术效率存在明显差异，2008年粮食技术变化最为明显，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2008年高达5%。（2）农机服务在2008年以后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机服务对粮食TFP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3）农机服务发展与劳动产出弹性具有替代关系，与化肥和机械产出弹性具有互补关系。在三大粮食作物中，小麦机械化程度最高，水稻和玉米的机械化程度还有待提升。

摘要:在科学评估我国七大区域农业碳效应的同时对其碳排放的公平性与否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模型剖析了各地区农业碳效应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七大区域均表现出了农业净碳汇特征，其中以华东地区净碳汇量最大，西北地区最少；所有区域相比2000年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且以东北地区增幅最大，西南地区增幅最小。②东北地区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能力居于全国第一位，高达1.680，而华南地区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最高，为1.241；各区域所呈现的演变轨迹集中表现为波动上升、波动下降、先升后降、轻微下降等几类形态；根据各自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能力与经济贡献能力的数值差异可将七大区域划分为“高-高”、“高-低”、“低-高”、“低-低”等四种类型。③经济因素、效率因素以及劳动力因素在影响农业净碳汇量变化方面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且经济因素为驱动因素，效率因素、劳动力因素为抑制因素；而结构因素具有两面性特征且作用力度较小。

摘要:利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OLS回归模型，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二个维度，综合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融合学说及网络关系学说两个理论。研究发现：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均对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和教育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性别和年龄会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而婚姻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规模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在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时，个体社会资本对城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家庭规模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需要促进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鼓励农村孩子常回家看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摘要: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摘要:基于城乡双重空间分析框架，采用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表征城市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这四个维度上，前三个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反映故乡眷恋的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人留守对生活满意度却有负向显著影响，耕地的影响不显著；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张力效应，城市经济适应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家人留守的负向影响并不受城市适应水平的约束。因此，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水平、破解家庭离散化困局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为揭示农户意愿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利用江苏省扬州市271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测量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表明：农民对非物质利益的偏好逐渐突显，体现在集中居住后农民养老保险的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以及良好的居住环境对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相较于亲戚朋友和邻居的示范性引导，村干部的指令性规范对农户意愿影响更加显著；农民对集中居住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生活成本的增加产生忧虑是降低其整理意愿的重要因素；观测变量仅对所属潜变量产生直接效应，但其作用力通过潜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其他潜变量产生间接效应；农户意愿影响机制遵循“观测变量→潜变量→意愿”的路径，观测变量的影响力通过中介潜变量作用于农户意愿。提出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失地农民再就业保障机制，合理发挥政府主观规范的积极作用等有助于提高农户整理意愿的政策启示。

摘要:农地细碎化和耕地质量是影响农业产出及其效率的两个重要因素,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基于湖北省武汉都市圈775份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选取块均面积、地块数量和地块间的平均距离作为衡量农地细碎化程度的指标，根据地貌差异将调查样本分为岗地平原区和低山丘陵区2组，通过构建4种不同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效率损失函数，聚焦于农地细碎化和耕地质量的不同组合对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地细碎化对岗地平原区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对低山丘陵区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也不显著；耕地质量对岗地平原区和低山丘陵区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农业收入比例、人均年纯收入和商品率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利用农地细碎化单项指标即块均面积、地块数量和地块间的平均距离分别替代农地细碎化综合指数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摘要:基于美国历史上第18个农业法案《2018年农业提升法案》文本，文章在梳理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特点和变化趋势。总体上看，2018美国农业法案保持了农业政策的延续性和针对性，继续实施2014美国农业法案中实施的价格损失保障政策和农业风险保障政策及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等多项基础政策，仍将保障农民收入作为首要目标，并对支持和保护水平进行了相应的提高，为农民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农业收入网。同时，美国新农业法更加注重政策项目的实施效率，试图构建一个注重补贴效率和强化风险管理的新安全网。2018美国新农业法案中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对我国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农业政策改革的方向是支持方式市场化、保护手段隐蔽化、项目执行效率化等。

摘要: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借鉴苏联模式开启了农业集体化发展。德国统一社会党结合本国国情，采取强制与妥协并举的政策措施走出了一条较为特色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文章以民主德国1952-1960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发展基础、发展路径、所有制结构、农业价格政策方面的特点，并结合我国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现实基础，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充分利用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学技术推进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逐步推进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保护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将国家农业补贴重点向合作社规模经营主体倾斜。

摘要:采用Innography专利检索与分析工具，从专利授权年度趋势、专利布局、主要创新机构竞争态势、技术研究热点、核心专利挖掘等维度进行专利信息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德国、法国在农机装备领域的技术实力较强，拥有各自独特的核心专利，并在全球进行广泛的策略性布局。中国虽然是该领域最大的技术来源国，但核心专利拥有量不多，海外专利申请也相对缺乏。目前农机装备领域技术研发集中在A01C7、A01B49、A01B33等IPC类别。法国库恩、美国迪尔、美国凯斯纽荷兰等大型跨国公司掌握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中国农大、东北农大等单位技术实力强，但并不是该领域的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