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决胜脱贫攻坚战和最终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农村将不再贫困。首先，绝对贫困是按照一个标准衡量的贫困现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贫困线也会发生变化，绝对贫困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其次，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社会公共服务差距的消除，农村的贫困将会主要以相对贫困的形式呈现。最后，农村绝对贫困群体数量清零，贫困县、贫困村脱贫摘帽，这些成就都是在脱贫攻坚战的强力推行下实现的，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脱贫的特点，一旦出现重大风险，刚刚脱贫的群体由于没有时间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极有可能返贫，如没有制度性抵御风险的机制，有可能发生规模性返贫。稳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核心是建立长效机制，这样一个长效机制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稳固和提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第二，稳固和拓展脱贫产业体系。第三，从乡村治理、人才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培育脱贫摘帽地区乡村的软实力。

摘要: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为后扶贫时代理论与实践关注的重要话题。各地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高质量脱贫的创新做法与高效举措。基于全国32省117个扶贫案例，采用文本挖掘法提炼出能够表征各地实践行为要素的案例关键词，并通过分析关键词外部特征反映出各地政府在脱贫攻坚进程中的共性关切与政策聚焦。在此基础上利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各行为要素进行进一步的归纳提升，构建出以落实防贫保障为基础、夯实发展基础为前提、构建长效机制为关键、强化志智双扶为根本、推进产业升级为重心、衔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六位一体”的巩固拓展扶贫成果路径。

摘要: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摘要: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

摘要:基于湖北省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整体来看，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影响不同，其中，赡养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具有促进作用，疾病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有阻碍作用；分性别来看，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家庭负担的阻碍。据此，应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减轻家庭负担对就业的阻碍；增加居家就业机会，减轻就业与家庭的冲突，以此促进贫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摘要:农村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和动力支撑，农户的有效参与是推行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和浙江、河南26个行政村的592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方法，分别考察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行为意愿、文化认同在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共同作用于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进而转化为行为响应，其中文化认同表现出更强的特定中介效应；农户的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在认知对行为响应的影响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但存在一定的遮蔽效应；主观规范对文化认同和行为意愿的正向作用最强，行为控制对行为意愿有负向作用。为引导农户积极主动参与农村绿色发展，应在强化政策实施形成示范作用的同时注重提升宣传效应，引导农村集体成员在多元社会情境中重获安全感和归属感，改善农户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行为条件，降低行为能力的约束性。

摘要:通过构建基于经验决策理论的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决策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规模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形成机制及其路径差异。首先在经验依赖视角下，构建了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决策机制的路径框架，并根据不同治理情景感知差异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基于2017年湖北省生猪规模养殖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PS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拥有生猪粪便资源化处理经验会显著提升规模养殖户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在强制性环境治理情景中，由于政府管理感知与资源化经验在养殖户参与决策中存在替代效应，弱政府管理感知会进一步增强资源化经验对其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在诱致性环境治理情景中，由于社会互动感知与资源化经验具有协同效应，强社会互动感知会进一步增强资源化经验对规模养殖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由此为农村“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环境治理模式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环境治理模式的协调提供了可能思路。

摘要:运用选择实验法研究豫、冀、鲁、皖4省1058份种麦小农户对种植绿肥环境属性的支付偏好，结合随机参数Logit模型对小农户资本禀赋、环境变化感知的异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检验，对绿肥不同环境属性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户禀赋中，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人均收入水平、与亲友交流频繁程度、文化程度对小农户绿肥环境属性的支付意愿有积极影响；在环境变化感知中，担心小麦产量受到环境恶化影响的小农户在支付意愿上更强；在资本禀赋和环境变化感知因素的影响下，农户对豆科绿肥环境属性的支付意愿显著提高，其中，对耕地质量与肥力提高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对耕地质量与肥力略有提高属性的支付意愿最低。

摘要:农业生产托管补贴的政策目标之一是通过补助小农户购买农作物生产的关键及薄弱环节托管服务，以补齐农业生产托管中的短板，引导农户生产经营方式逐渐从单环节托管、多环节托管向全程托管转变。基于中国三个病虫害防治托管补贴试点区的农户调查数据，探讨农业生产托管薄弱环节补贴是否会提高农户的全程托管意愿，同时甄别了补贴对家庭不同土地规模化和老龄化程度的农户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在耕种收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托管比例较高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托管薄弱环节补贴对农户全程托管意愿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农户对薄弱环节托管服务的经济效益认知越高、教育水平越高，其全程托管意愿越高。一兼农户比纯农户的全程托管意愿高。土地规模化程度对农户全程托管意愿的促进作用在自有农机的调节效应下得到减弱。托管补贴对家庭土地高规模化和高老龄化组的农户全程托管意愿影响显著。为此，应逐步扩大农业生产托管薄弱环节补贴覆盖面，补贴应重点关注土地规模化程度高和老龄化程度高的农户家庭。同时，应规范服务标准，降低服务价格，激励农户的潜在服务需求，使得农户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托管、技术密集型服务托管向全程托管转变。

摘要:我国存在较严重的农业保险排斥，对农民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采用2015-2016年北方6省12县种植业保险的调研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系统考察了农业保险排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业保险排斥对农民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受排斥农户与未受排斥农户的农业收入差异为6%左右。考虑异质性后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未受排斥的年轻农户和规模扩大型农户农业收入增长明显。此外，相较于高受灾农户，未受排斥的低受灾农户因为受灾和补偿概率较低，农业保费成为农业额外成本从而降低了收入。提出应持续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降低农村农业保险排斥，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防风险、稳收入中的作用。

摘要:选取产量与人均营养元素供给为粮食安全指标，采用GTAP模型探讨了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农产品产量来看，所有类型的技术进步冲击均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且土地及非熟练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的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细分非熟练劳动力发现，农业及其他非熟练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的增产作用最为显著。从人均营养元素供给的变化来看，土地和非熟练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对人均营养元素供给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水资源增进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不明显；在细分非熟练劳动力的情景下，三类非熟练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中，农业及其他非熟练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对人均营养元素供给的影响最显著。提出为有效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农业技术变革应偏向于提升土地及非熟练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摘要: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价格支持政策时期大豆TFP的基础上，使用DID模型分析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的净效应及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大豆TFP的有效提升，但存在结构性差异，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改善大豆TFP；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产生的抑制作用持续性并不强；价格支持政策形成“消极生产率效应”的作用路径是其未带来有效的收益激励，财富水平和市场扭曲抑制了豆农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状况的积极性。考虑到短期内无法缩小同玉米单产差距的实际，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若不能给予农户稳定的收益预期，则对改善TFP的作用不应过高估计。为此，在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调整和修正的过程中应加强系统的战略设计，由单一化的补贴激励转向多元化的政策支持。

摘要:引入静态博弈理论，建立基于多方共赢的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共担风险与单方承担风险分析模型，确定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初步风险分担方案；基于动态博弈理论，建立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共担风险最优分担比例决策模型，求得模型的最优纳什均衡解，确定共担风险最优分担比例。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分担的静态博弈中，参与主体的风险偏好与风险控制能力决定了风险的初步分担方案；而在私营方优先出价的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共担风险分担的动态博弈中，谈判损耗系数的大小、双方地位不平等及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直接影响共担风险最优分担比例的大小。

摘要: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摘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助推作用。基于2015年CGSS数据构建o-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并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了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农民工就业质量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高工作回报、短工作时间、自由的工作环境、明确的工作保障、稳定的工作状态是农民工获得幸福的重要渠道。（2）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也相对较高。（3）农民工的工作回报、工作时间与对邻居、亲戚、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存在交互效应，表现为农民工对邻居、亲戚的信任能够增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对邻居、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则能够缓解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提出政府应从加大维护农民工收入、社会保障力度，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

摘要:如何促成农民的联结与合作，是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将农民的自组织合作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通过考察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实践，论述农民开展自组织合作的实践过程，并对促成合作的发生机制和行为逻辑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成本分担、信任网络的组织建立与村社内部的行动伦理，共同形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并最终促成了合作的达成。其中，经济精英返乡解决了启动合作的资源提供和制度供给难题，为合作提供了前提基础；资本回乡与能人治理培育了维持合作的信任结构与制度力量，为合作提供了约束保障；村社成员的行动伦理与情感道义塑造了独特的成本收益分配方式，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此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同样重视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建设，以保障乡村发展与振兴的持久动力来源。

摘要:农民品种是由一定区域的农民以集体创新的方式，经过长期培育并被证明有特殊品性的品种，具有群体性、地域性和传承性。农民品种的价值是其所包含的遗传信息，适合用将信息作为保护客体的知识产权制度加以保护，但与保护私人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有所差异。其取得应符合较低要求的可识别性，且需经过注册登记程序。农民品种的保护模式主要包括特别权形式的积极性保护与防御性保护。在特别权保护下，农民品种权权利主体分两个层次，即静态的权利归属于国家，动态的权利由特定社区农民集体行使。具有集体属性的农民品种权不得转让，但权利人享有基于许可的知情同意权和惠益分享权；同时应设置合理使用、强制许可及保护期限等限制制度，以实现权益平衡，促进植物育种领域的创新。

摘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控制多种生产要素的使用和配置，影响农地长期投资收益可得性及大小，进而决定农地长期投资。鉴于此，利用762户农户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政治联系对农地长期投资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政治联系密切有助于显著促进农地长期投资。在影响机制上，一方面政治联系密切有助于提高农地租赁契约正式化水平，促进第三方参与农地流转，改善农地产权风险预期，从而刺激农地长期投资；另一方面，政治联系密切有助于改善土地、借贷、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等生产要素的可得性，从而刺激农地长期投资。得出在经济转型期，政治联系密切改善地权稳定性和生产要素可得性，促进农地长期投资，但政治联系密切导致生产要素使用及配置的“精英俘获”问题，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及社会福利损失。提出政府应完善农地确权颁证相关工作，依法规范农地租赁契约；同时培育农村要素市场，发挥价格机制的主导作用。

摘要:城市轨道交通对周边土地价值产生显著的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以武汉市土地出让样本和城市POI数据为基础，建立特征价格模型，测算总体-郊区-主城区以及不同地类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差异性，进一步研究政府在何时出售轨道交通影响范围内地块能获取最大溢价，为政府土地价值捕获政策下的土地供应提供规划策略和思路。结果表明：（1）在空间上，轨道交通土地价值增值影响范围呈现出郊区(1200米)大于主城区(800米)，居住用地价值增值对轨道交通可达性依赖度大于商业用地；（2）在时间上，轨道交通可达性引致土地价值资本化在其开通后5~10年到达峰值，居住用地增值时间过程较商业用地平缓；（3）不同地类土地价值增值差异明显，商住混合用地>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对土地价值影响则为负。研究结论：政府适度向城郊延长轨道交通既可以节约边际成本，又可以缓解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还能加强城市中心与外围相互作用与经济联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提高政府投资效益；政府提前5~10年储备土地可最大程度捕获土地价值，回收投资；政府轨道交通规划应该优先布局在人口稠密和经济活动活跃的商住功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