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决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总量增长有所放缓，就业半径逐渐缩短，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就业形式趋于灵活。进入新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就业机会公平和就业歧视减少，工作更加稳定和关系更加和谐，增收动力增强和收入差距缩小，保障更加完善和社会融入增强。针对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思路应是在需求侧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在供给侧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在制度保障上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扶持，重点任务包括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度保障、稳定农村脱贫人口等低收入群体充分就业。

摘要:破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瓶颈，关键是解决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导致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特殊性使其创新体系分为创新生产、成果转化、应用推广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的根源是三个环节衔接不畅，不同主体逻辑分化导致的部分环节“自我循环”、创新链条短化，叠加小农户创新需求难以表达、创新服务供给成本高，使创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如果不建立创新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强调创新供给的资源投入，可能造成更多的资源沉淀和投入浪费。农业农村创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大量具有创新内生需求的主体和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有助于打开创新“自我循环”，畅通创新要素循环流动通道，促进农业农村创新均衡发展。从完善创新体系的需求出发，以联动创业与创新为探索方向，以高质量创业补齐创新体系短板，是增强农业农村创新动能的有效机制。要把创新导向和创新价值的创业纳入农业农村创新体系，统筹生计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建立创新型创业的孵化和服务体系，优化乡村营商和发展环境，推动农业农村创业与创新的融合发展。

摘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在系统分析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内在价值与理论逻辑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演变趋势，明确了其发展现状与主要特征；基于实际发展状况，分析了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基础与问题挑战，并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实现路径和政策构想。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表现出创业人数增加、发展模式多元化、创业规模较小等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创业政策持续完善、创业载体日趋强化、创业环境不断改善，但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发展潜力仍然不足且面临较大风险，创业支持政策仍有优化空间。返乡创业重点任务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保障创业要素供给、完善相关配套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进而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力。对此，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制定差异化创业支持政策、充分发挥创业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摘要:发展县域产业，提升县域经济对乡村产业的带动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个省份1844个县的面板数据，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法研究返乡创业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返乡创业显著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考察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和使用PSM-DID、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指标等方法进行检验，结果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返乡创业提高了县域经济的技术创新水平与资本集聚水平，进而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另外，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最强、中等地区次之，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则不显著。因此，建议继续实施与优化返乡创业政策，从促进创新和引入资本两方面探索支持返乡创业的长效政策扶持机制，并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

摘要: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基于TiVA数据库和UN COMTRADE数据库测算64个国家全球农业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与分工地位，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农业对外投资网络，实证分析农业对外投资布局对一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全球农业对外投资网络由发达国家主导；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异质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一国越处于网络中心且投资金额越分散，其价值链地位越高；网络规模有负向影响，盲目拓展投资网络的规模化优势难以抵消农业对外投资的高风险。基于研究结果，从分环节优化农业对外投资布局、深耕既有农业对外投资网络、逐步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农业对外投资网络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建议。

摘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总体上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获益最大。其次，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其中，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转变了农业生产方式，进而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最后，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增强农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高农业经济增长效率，优化农业经济增长结构，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从而驱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此，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生产力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赋能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摘要: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分析灌溉和机械投入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影响，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859份调研数据，运用SFA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灌溉投入对水稻生产效率无显著影响，机械投入影响为正且与人均耕地规模相互促进；②在东北地区，灌溉和机械投入均具有正向影响，且灌溉投入与水资源条件存在替代作用，耕地细碎化削弱机械投入的影响，机械投入与人均耕地规模表现出互补作用；③关于技术非效率，灌溉条件对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的影响分别为正向和负向，且长江中下游地区受人均耕地规模影响，东北地区受耕地细碎化影响。因此，差异化投入灌溉和机械要素是提高水稻供给能力的重要途径。

摘要:基于农户偏好设计和优化多元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是有效激励农户参与回收的关键。利用陕西省4个县8个乡镇106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选择实验和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农户对多元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的偏好，并且评估纳入农户偏好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愿意接受多元化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并且偏好补偿方式为补偿现金、更高的额外工时补偿、任意补偿依据、有精神奖励和相关技术指导的多元化补偿政策；不同农户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内容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越小、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耕地面积越少、家庭年收入越多、家庭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更偏好于选择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实施农户偏好的多元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后，陕西省农户的平均补偿剩余为193.19元/户·年，社会福利整体增加14.8亿元。提出未来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可以考虑与农业技术培训项目相结合；尝试多种补偿形式/依据的耦合运用，提高补偿政策的效率和降低执行成本；优先鼓励部分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产生一定示范带头作用；参考社会福利评估结果进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制定和优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摘要:基于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以及湖北等6个粮食主产省的787户农户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了信息获取渠道与信息获取能力对农户土壤保护外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信息获取对农户的土壤保护外包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信息获取渠道数量越多，农户土壤保护外包程度越高；信息获取能力对农户土壤保护外包行为的直接影响虽然并不显著，但能够强化信息获取渠道对农户土壤保护外包行为的积极影响。第二，尽管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均能显著提高农户土壤保护外包程度，但仅正式渠道对农户土壤保护外包行为的作用受到信息获取能力显著的调节影响，非正式渠道对农户土壤保护外包行为的作用并未因信息获取能力水平的高低而产生明显变化。第三，信息获取对农户土壤保护外包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对于决策者年龄较小的农户而言，正式渠道对其土壤保护外包行为的影响更大，而对于决策者年龄较大的农户来说，非正式渠道的影响更大，但正式渠道对不同年龄组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均有较高要求。基于此，提出以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推动农户参与土壤保护应成为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此过程中需重视公共组织以及社会网络等不同类别信息传递渠道的建设，并加强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培养，从而为农户参与土壤保护提供保障。

摘要:基于湖南省342个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6个前因条件，结合必要条件检验与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探究制度条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单个制度条件不构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必要条件，但描述性社会规范对提升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具有重要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差异化条件组态，具体可分为激励诱导型、约束倒逼型和引导示范型3类，其中激励诱导型的解释性和普适性最高，且不同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提升路径存在差异性。由此从打好不同类型正式制度组合拳、强化粪污资源化利用外在合力、因“类”而异地实施差异化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摘要:传统到现代是重要的历史发展轴线，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深受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差异化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基础等型塑了差异化家庭实践样态，是研究家庭转型的重要土壤。深入到家庭转型实践之中，可以发现，当前农民家庭多种样态并存，形成复杂的家庭实践。本文构建“传统?现代”模型，以家庭资源禀赋和文化伦理基础作为基本维度，将家庭分为强禀赋?伦理型、弱禀赋?伦理型、弱禀赋?情感型、强禀赋?情感型四种类型，形成父代权威型、父代挤压型、生活情感型、互动合作型四种转型期家庭样态。研究发现，农民家庭转型并非单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家庭资源禀赋强度与文化伦理转型程度的综合产物，进而导致当前农民家庭呈连续的“谱系式”现代化转型样态。

摘要: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摘要:大城武汉与小城利川之间大规模、季节性人口规律性流动的现象表明，受较高土地价格、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外围往往被规划为城市的预留发展区域，没有成为城市中产阶层郊区化、逆城市化的首选区域。而远离城市、环境宜居的偏远小城却成为了城市中产阶层追求更加从容舒适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实质性“郊区”，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郊区化的“飞地模式”。郊区化的“飞地模式”实践是市民能动地追寻他们理想中的“郊区”所作的变通，是被抑制的郊区化需求的变相满足。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放缓、经济发展转入中速发展的背景下，充分尊重并多元化满足城市中产阶层的郊区化需求，将郊区化、逆城市化战略提上议事日程，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摘要:“社”组织是一种以血缘、地缘和信仰为媒介的村落社会组织形式，是基于民众日常交往、习惯及共同利益、需求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互动性的人群共同体，是民众围绕村落礼俗事务与公共事务展开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单元。通过对晋南“社”组织的经验观察发现，“社”组织是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反映，具有较强的韧性，表现出形式多样的实践样态：信仰主导型、家族主导型、地缘主导型和复合型。进而阐明“社”组织韧性生存的内在逻辑，包括乡土性、实践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这是“社”组织能够在村落中长久保持良性运行的关键。在现代化进程下，“社”组织作为村落礼俗治理的核心纽带，在建构乡土社会秩序、补充和完善村落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作用，成为村落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摘要: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的90份村级问卷和966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进而“织密”基层组织能够显著增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通过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促进村庄信息共享、增进村民认同归属3个作用渠道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薄弱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和村务监督的影响力。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治理单元下移、优化调整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摘要:基于2019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764份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摘要:基于多源流理论构建“政治势能压力-政策网络推力-群众需求引力”三力作用模型，借助多变量交互作用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以北京、上海、广州3座超大型城市为案例地，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政策供给路径，以期为试点推广提供借鉴经验。结果表明，国家政策、组织领导变动、关联政策、平台搭建、门户网留言、舆情危机六个单因素变量中，国家政策与平台搭建一致性最高；北上广政策供给路径的机制模式不尽相同，北京市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政策供给路径主要推动因素是政治势能的压力作用和群众需求引力作用，上海市是政策网络的推力作用，广州市是政治势能压力作用、政策网络推力作用、群众需求引力作用耦合开启政策之窗；政策供给路径组态中广大群众参与度有待提高。未来应重视政策宣传及相关政策间的衔接呼应，提高政策间互补性，使得整个政策系统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在政策试点推进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量城市禀赋，探索适合于城市特色的政策供给路径组合，推动试点地区政策之窗的高效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