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是开展农业农村经济治理。在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治理脉络和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的几个鲜明特征，即：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秉持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接的认识论特征；探索了统筹国家全局、含纳基层创新的政策实践模式；践行了社会主义理念与中国历史传统及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制度构建方略。由此认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根基。

摘要:构建自主的粮食安全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应有之义，是让世界读懂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对话工具。新时期粮食安全新思想与实践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知识体系，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粮食安全话语体系，提供了指引和广阔的现实背景。同时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知识体系，并用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文章在凝练粮食安全理论创新，夯实粮食安全知识体系，构建具有文化价值、理论与实践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方面进行了探讨。

摘要:在中国大力扶持和推进生产环节外包服务业发展的现实背景下，系统评估生产环节外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聚焦粮食安全数量目标与环境目标两个维度，从农户是否参与外包、农户的外包横向参与度与农户的外包纵深参与度三个层面，理论剖析生产环节外包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逻辑机理，并使用中国粮食主产区1211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和CM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从三大主粮的总体估计来看，生产环节外包有助于中国粮食安全数量目标的实现，但不利于中国粮食安全环境目标的达成。在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②从玉米、小麦和水稻的分样本估计来看，生产环节外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多维影响在玉米和水稻生产中仍较为稳健，但对小麦的增产效果并不明显；从黑龙江、河南和湖南的分样本估计来看，生产环节外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多维影响在三大粮食主产省均较为稳健。目前，从服务视角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与农户行为约束暂未成为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仍需进一步推动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与完善，鼓励并引导外包供给主体的绿色生产导向。

摘要:由华中农业大学、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和德国莱布尼茨转型经济农业发展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22全球粮食安全青年科学家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于2022年12月2日至3日举办。论坛指出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在粮食供给和粮食消费结构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新冠疫情、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威胁和挑战。同时，论坛明确了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在于保障粮食供应，确保食物获取，提高食物利用水平以及增强粮食稳定性，并提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推广现代农业技术以提高粮食生产率，优化农食系统结构以促进粮食安全从量到质的提升，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来增强全球粮食系统韧性以及深入开展国际合作来改善全球粮农协同治理。

摘要:在厘清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究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与趋势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20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北京居首广西最末，相比2005年所有省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贵州增幅最大；2020年农业碳排放效率以天津居首山西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余下29个省份效率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青海增幅最大。（2）2020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以北京最高新疆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29个省份耦合协调度都有显著提升，且其中27个省份实现了层级跨越。总体看，截至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级及以上水平。（3）在整个考察期内，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高值省份通常与一个或多个高值省份相邻，而低值省份周边一般伴有一个或多个低值省份。同时，当前全国仍以低-低集聚为主，中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处于落后态势。（4）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在短时期内较难实现层级跨越；而在引入空间地理因素后，耦合协调等级的稳定性已有动摇趋势，且极易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出现。

摘要: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摘要:出口退税作为调节农产品出口最直接的贸易工具，长期以来，其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都是评估政府支持和鼓励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依据，但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否能够满足当前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然有待检验。以2004-2013年农业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主要考察了出口退税对出口农产品规模及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的提升有利于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增量提质”，是推动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其中，出口退税对公有制企业的影响中存在双重政策倾斜所引致的无效率问题。此外，出口退税率的上调通过减缓外部市场竞争、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增加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等方式推动企业出口农产品质量提升。基于金融危机的模拟实验发现，出口退税的质量升级效应仍然显著。

摘要:金融集聚作为推动地区农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农业上市企业数据以及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数据，系统分析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探索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可以有效促进农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且对不同性质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非国有农业企业、成长型农业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更明显。同时，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金融集聚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中部地区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为农业企业创新提供投资信息和融资渠道；二是提高农业企业创新项目的风险管理能力；三是提升当地农业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摘要: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关键，探索一种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企业统一向分散农户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管理风险较大等困境，而且标准化服务也难以回应农户个体化需求与激励雇佣人员。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企业主动退出统一服务供给模式，其后由基层组织和村集体统筹服务，转变服务供给方式，在兼顾农民个体化需求的同时低成本供给服务。研究表明，发挥基层组织的统筹功能，调动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服务，回应农户个体化服务需求，能够走出一条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这一路径有助于增强基层组织的治理和服务能力，实现以小农户为基础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摘要: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以2011-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VHSD-EM”评价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的时空特征和演变规律，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10年来，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的发展主要分为3个阶段，2011-2017年呈缓慢上升趋势，2017-2019年呈“V”型发展趋势，2019-2021年呈快速发展趋势。②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分布格局，即东部地区的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发展最优，中部地区次优，东北部地区第三，西部地区则落后于其他地区。③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整体空间集聚以“高-高”和“低-低”两种类型为主导，且东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显著高于其他三大地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弱。④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可通过基础设施、经济条件、政策法规和教育文化因素等产生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改善农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应从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模式及区域资源配置等方面入手。

摘要:数字技术正在实践中迅速运用于村民自治场域，由此引发村民自治效能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驱动村民自治的根本在于，数字技术所蕴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这两大功能要素，能够从参与条件、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三大维度赋能村民自治。由于村民自治场景中各类数字技术平台所包含的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功能要素不同，可以将不同的数字技术软件区分为多维交互型平台、横向联结型平台、信息接受型平台、行政管理型平台四种主要类型。对鄂西南Q村“Y市一家亲”APP的运作考察发现，只有横向聚合性、层级交互性均较强的多维交互型平台才是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数字技术类型。多维交互型平台有效驱动村民自治的作用机制在于能够建构起自治主体有效参与的数字空间，信息公开共享机制能够保障村民理性决策，去中心化协商机制能够显著提升村民协商意愿，可视化问责机制能有效提升村民自治效能感。

摘要:既有关于农民工迁移的“大城市偏好”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收入回报，忽视了中心城市对迁移家庭的非经济福利影响。经济福利是家庭核心成员迁移阶段关注的基础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追求家庭“生活质量”。通过搭建城市化质量框架，分析中心城市迁移对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自主迁移农民工以及随迁者收入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的团聚——夫妻共同迁移和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等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迁移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福利上，同时还体现在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等非经济福利方面，在农民工不同阶段迁移决策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优势均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农民工收入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发展的角度，均应强调在中心城市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迁移。

摘要:县域婚姻市场是当地婚姻资源分配与协调的重要平台。社会分层导致婚姻市场分化，建立在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基础上的婚姻梯度序列日渐形成，婚恋机会向上层聚集，中层婚姻竞争激烈，下层则婚恋机会渺茫。基于对农村青年春节期间相亲实践的研究表明，现代相亲模式是农村青年应对婚姻困境的策略性实践，“自由恋爱”融进传统相亲制度，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婚恋自主权正在增强。在相亲场域，择偶秩序的理性化和体制身份的壁垒化建构了层级化的“相亲圈”，体制内外农村青年的婚恋选择权及范围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城市情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相亲约会同物质消费挂钩，经济条件既是男青年参与婚姻市场角逐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其男性气概的最终标准。相亲男女互动交往多遵从传统性别脚本，存在“男财女貌”的文化偏好。农村青年的婚姻嫁娶具有强烈的城市化倾向，县城里的婚房不仅是相亲市场的基本砝码，也是实现个体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摘要: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于代际居住距离的传统形态转变成信息社会下“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的分析框架，通过熵权法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比较不同代际居住距离下的老年生活质量，进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组中，子女居住于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弱于本户和本村的样本。（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使用下催生的“主动空巢”现象。（3）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仅打破了农村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扩展了适度居住距离的区间，还响应了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政府应夯实乡村数字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标高质量实现。

摘要: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社会组织的发展与领导注意力密切相关。乡镇社工站作为一种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广受关注的农村基层社会服务组织，正在吸引基层政府的注意力并在各地渐次兴起。本文以雨露机构的社工站建设为案例，从纵向发展历程和横向发展类型两个维度剖析乡镇社工站建设中的领导注意力现象。从纵向发展历程看，对应领导注意力经历个体重视、群体推动和制度建设三个阶段，乡镇社工站亦走过零星出现、逐渐扩散到规范发展三段历程；从横向发展类型看，依据注意力主要来源于上级主管机关民政部门还是上级政府部门的不同，乡镇社工站的领导注意力可分为以块为主的紧密型、以条为主的疏离型以及条块结合的联动型三种类型。研究显示，唯有实现持续的制度性注意力吸引和条块结合的注意力联动，乡镇社工站方可获得持续稳定发展。为此必须内外同时发力，一方面必须提高相关领导对社工站建设的认知，另一方面社工行业务必在乡镇社工站建设事业中做出实效。

摘要: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群体之一，广大妇女不仅分享发展成果，也扮演着重要的建设者角色。基于“个体-组织-环境”分析框架，通过对“留守妇女共富学堂”妇女发展项目的深度发掘，研究发现，整体性赋权强调以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求”为中心，将个体放置于社会生态环境中，着眼于群体的长远发展，关注个体赖以生存的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通过提升经济地位来增强行动能力、培育自组织以强化伙伴互惠关系，并创建外部发展环境形塑赋权格局，明确赋权对象、赋权目标与赋权过程间的对应关系，实现助人互助的赋权目标。在乡村振兴的整体推进过程中，通过赋权改变群体权能弱化、地位边缘化与心态惰性的局面，探索创新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摘要:在留守儿童的研究与实务中，家庭分离大多作为一个问题呈现。本文聚焦于分离本身，在反思留守儿童研究的问题取向基础上，明确亲子分离特征与类型，指出重新认识家庭分离、在分类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干预是留守儿童社会工作介入的前提和依据。基于此，提出应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面向上关注分离的不同类型，倡导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和干预单位，探索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路径。

摘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既是国家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技术革新，体现在要素上的技术进步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本质。构建“制度+技术——粮食产能”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连续型DID模型分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粮食产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实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显著提升了粮食产能，并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其二，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粮食主产区和平原地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非粮食主产区和山地地区的粮食产能提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政策实施对粮食数量和粮食质量均有提升作用，对粮食质量促进效果更明显；政策实施促进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数量增加和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质量提升以及促进平原地区的粮食数量增加和山地地区的粮食数量、粮食质量双提升。其三，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实施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提升粮食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