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是我国农业补贴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大样本面板数据，在测算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基础上，分析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03-2019年，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逐年提高，但增长率较低，年均增长0.834%；补贴政策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是存在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影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种植规模较大、非纯大豆种植、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补贴政策改革的效果更加明显；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效应；补贴政策改革会通过提高农户生产性投资积极性、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水平和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来提高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由此提出应坚持以大豆生产者补贴为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高大豆生产的规模化水平，以此扩大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效果；提高政策的瞄准性，实行异质性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效率。

摘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要充分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强化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这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遵循，是我国实现粮食产量增长的历史经验，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上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期间（2009-2020年），我国小麦、稻谷、玉米三类粮食作物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出整体增长的态势，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但相比之下，稻谷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较慢、贡献较低；不同地区、不同农户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明显，特别是非粮食主产区、小规模种粮农户全要素生产率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有待提升。未来，要遵循新发展理念，通过改善耕地质量与细碎化程度、加速粮食种业前沿科技创新、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健全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等路径，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推动粮食产能提升中的源泉作用。

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机械难以替代劳动力的地区和作物，其负面影响更大。本文基于1993-2015年中国2463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为了刻画要素替代，特别是机械替代劳动力的作用，本文探究不同坡度和不同作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耕地中坡耕地比例高的地区，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生产中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导致种植结构的趋粮化，考虑到经济作物相对高效，这会导致总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摘要: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农业投入产出数据重新计算1980-2018年27个省（自治区）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结构断点模型实证分析灌溉基础设施在不同时期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作用。结果表明：虽然过去40年灌溉基础设施在促进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边际影响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并随农业农村转型发展逐步降低，这导致灌溉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随时间呈现递减趋势。基于上述结果提出，改善灌溉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布局，优化公共投资方向是提升灌溉基础设施效率的有效手段。

摘要:农业保险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助推器。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发展水平的度量，运用超效率SBM模型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业保险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可以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增加1%，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会增加0.024%，农业保险能够促进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机制分析发现，优化要素配置是农业保险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机制，但农业保险对推动中国农业绿色生产前沿面的扩张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业信贷薄弱地区、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土地流转率低的地区，农业保险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农业保险具有绿色普惠效应；同时农业保险能够促进免耕、精播少播以及秸秆还田等绿色农业技术的应用。基于此，从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推出绿色险种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摘要:耕地抛荒会威胁中国粮食安全，如何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人民端稳手中的“饭碗”具有重大意义。在空气、水和土壤视域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8年三期面板数据和地级市环境污染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及其微观影响机制，最后探讨了不同农户群体中环境污染对耕地抛荒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耕地抛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经一系列检验方法验证后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发现环境污染通过降低作物单产、增加劳动力健康风险，最终导致农户抛荒耕地；（3）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污染显著增加了粮食作物种植户和老年农户抛荒耕地，中国农业生产主要群体更易受到环境污染的侵害。政府部门在分析环境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时，应将耕地抛荒考虑在内，忽视环境污染对耕地抛荒的影响会严重低估环境污染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

摘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摘要:运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究了未完成改革和完成改革两类村民之间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减少家庭成员外出就业来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改革对中低收入和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可干预性，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提升农村治安类公共品供给，是降低改革与未改革两类村民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

摘要:农业技术的采纳不仅关乎农户的粮食生产能力，还有可能影响到农户的成本收益乃至家庭收入等方面。基于微观视角，通过对采纳现代农业节水技术并感知技术价值的农户进行分析，利用内生转换模型实证分析农户技术采纳、价值感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户劳动力投入、技术的认知程度对农户采纳节水技术并感知技术的环境与劳动价值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在能否感知到节水技术采纳价值的农户之间，农户自身的特征对家庭农业与非农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三，农户采纳技术感知环境、劳动价值有利于农户家庭农业与非农收入的增长。据此，提出纳入农业支持政策，加大节水技术的推广并完善后续技术支持服务，增加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提出差异化节水技术推广措施的政策建议。

摘要: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2009-202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与分解的方法，实证检验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农户收入，且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大，进而缩小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缓解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影响较大，对东北地区影响较小；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系数效应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降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主因，系数效应解释了收入差距的124.24%；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积极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完善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充分发挥农机社会化服务缓解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摘要: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及农民上楼问题的学术研究十分活跃，诸多研究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单一立场将农民集中居住视作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高效途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兴起及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向背景下，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目标的发展主义政策路径逐渐受到反思和质疑。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角，结合Y村城郊开发区农民集中居住不同阶段的微观案例，揭示发展话语如何凭借现代城市替代传统乡村的发展真理性，对农民的传统生计进行边缘化建构和经济指标转译，从而使农民的主体生计诉求让位于集中上楼的政策规划。以此对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及长期以来的乡村改造政策背后的发展主义逻辑进行理论追溯和反思，并探讨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乡村建设及城镇化的新发展语境。

摘要:下乡资本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破解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雇工管理困境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张力，使得资本主体在下乡初期会遭遇雇工管理困境，此时资本主体必须通过适应性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场。但当资本深度参与农业经营后，会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外部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使之适配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而化解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研究认为，随着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将逐渐适应资本化的经营方式。

摘要:乡村振兴中所演化出来的经营型治理逐渐成为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村庄治理中的一种有效模式。以关中西部一个村庄的个案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经济-政治二维视角出发探析了经营型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所演化的逻辑转向。研究发现，村庄治理中的人才带动、公司化运作、国家政策的事中支持和针对乡村发展的阶段性任务转向共同形塑经营型治理的村庄治理格局。这种经营型治理对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经济型能人成为村庄的治理主体，经济型治理手段成为村庄的治理方式，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成为村庄治理的机制，村庄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

摘要:乡村公共空间生产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分别遵循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权力逻辑强调以政府为主导，意在通过权力展示机制、空间规训机制、对话互动机制和双向影响机制，增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实现政府权力的再生产；资本逻辑强调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通过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资本增值目标；生活逻辑强调以农民为主导，满足农民生活需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是空间生产的终极目标，具体包括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三条生产路径。面对三重逻辑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存在的供需错位、公共性缺失、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生产，需要构建一种以生活逻辑为价值导向、以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实现路径的协同机制。

摘要: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摘要:土地是农村家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进程中生计转型的重要标识，直接影响其收入。基于产权调整逻辑与家庭发展理论，利用课题组2018年全国农村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对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土地转出显著缩小了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同时，土地流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家庭发展特征的影响。家庭发展目标、代际联系与家庭生命周期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了土地流转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产权路径与自下而上的家庭发展路径进行综合考量。

摘要:新乡贤文化是由传统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来的新型文化形态，以其独特作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政府和社会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两种力量，并以此形成了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以做好顶层设计、整合各种资源、注重授权赋能为主要抓手，通过行政纵向推动力量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则以乡村内生力量、特色化的优势资源和参与式行动为依托，通过内生横向协商方式践行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建设路径虽共存于乡村场域，但二者属性不同，需通过纵横协同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具持续性和实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双重建设路径应顺应时代新要求，遵循互嵌互融逻辑，在互动-嵌入-融合中实现纵横协同，共同服务于新乡贤文化建设。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农村社区是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和重要阵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属于政府主导的规划型变迁，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导致文化空间“脱嵌”，传统村落文化模式及其再生产机制难以为继；生活方式市民化转型引发多元化、个性化文化诉求，与供给侧“文化输血”单一模式形成结构性矛盾；长期处于文化供需结构失衡将诱发社区文化主体性阙如并导致文化秩序重建困境。采用文化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空间-主体-要素-机制”四位一体分析框架，并基于J省N市的实证经验，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和文化振兴战略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一方面，要聚焦“农转居”后不同文化主体的多元化诉求，有效激活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孝道文化、睦邻文化等内生要素禀赋，尤其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要素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要创新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等机制协同重建模式，实现经济回报、精神褒奖、情感慰藉、价值追求等多重文化秩序重建效用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