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基于对北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分析，指出普适型农业政策对于以北京等超大城市为典型代表的大城市周边地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有其不适应性，创新都市型现代农业支持政策日趋紧迫。据此提出要辩证看待北京等超大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做到分类精准施策；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引导超大城市农业发展更多聚焦都市型现代农业，并提升精品农业、短链农业、科技型农业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要坚持试点先行，创新政策，支持北京等超大城市创建都市型现代农业先锋城市。

摘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采用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2006-2020年30个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但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整体水平最高，西部增长速度最快。（2）空间上正相关性显著，多数省份处于HH区和LL区且无跃迁现象，时间上核密度估计曲线逐渐右移，西部地区省际差异趋于收敛，其余地区内部差异逐渐扩大。（3）基尼系数呈“U”型变化趋势，区域间差异为首要来源，分地区看，东-西部地区间发展差异最大，分维度看，创新及开放发展区域间差异最大。（4）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受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金融支农水平等多因素共同影响。

摘要:在完成中国及其部分省级行政区农村碳排放量测算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其区域差异演变特征、碳排放公平性与否等问题展开了探讨。研究发现：第一，2005-2021年中国农村碳排放总量虽存在起伏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结合其变化特征可大致划分为“波动下降”“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持续上升”四个不同阶段。各省份2021年农村碳排放量差异较大，其中湖南居首、上海最后，排在前10位的省份农村碳排放量之和占到了全国的56.35%，而后10位仅占11.26%。第二，各省份农村碳排放量差异在多数年份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具体到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等三类区域又呈现出不同特点。从总体贡献率来看，区域内差异相比区域间差异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三，各省份农村碳排放存在着明显的非公平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以海南为代表的13个省份相对以较多的农村常住人口抑或农业增加值引发了较少的碳排放，客观上承载了其他省份的碳排放压力，而青海等17个省份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基于人口承载系数、经济贡献系数的数值差异，可以将30个省份划分为“双高”“高-低”“低-高”“双低”等四种类型。

摘要:扩大农产品进口有助于保障我国农产品供给，也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升级、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科学测度中国农产品进口潜力则显得格外重要。基于1995-2019年世界双边贸易数据，构建进口潜力标准化指标测算分析农产品进口潜力和分布特点，并采用贸易边际方法进一步讨论未来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结果表明：（1）从总规模看，入世前农产品进口不足，入世后进口增加，2009年开始进口明显过度；（2）从国家（地区）分布看，中国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等国家（地区）进口农产品过度，从东盟进口适度，从印度和韩国进口不足，未来农产品进口重点区域在亚洲内部；（3）从产品分布看，动物类产品进口过度，食品加工类产品进口适度，果蔬类产品进口不足；（4）从来源结构看，农产品进口数量过度，进口种类适度，进口价格不足。提出要坚持“立足国内供给、适度进口调剂”安全战略，积极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对农产品进口实行国别管理，实施区域性贸易战略；对农产品进口分品种理性看待并分类实施；积极调整进口来源结构，减少对进口数量的依赖，重视优质、高附加值农产品进口，促进农产品进口增长方式转型。

摘要:以县域为载体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基于2006-2021年我国1672个县域数据，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正U”型非线性特征，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引培来推动共同富裕，但只有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成立。此外，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区域和城乡产业融合类型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县域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合适的城乡产业融合模式。据此，要加快推进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并优化县域金融扶持政策和加强企业引培力度，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差异化城乡产业融合模式。

摘要:农旅融合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良好载体和生动实践。在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的基础上，利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设计准自然实验，并基于2008-2019年中国1778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农旅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旅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农旅融合发展主要是通过吸引资本流入、加快非农转移和推动技术进步来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凸显出要素流动在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此外，从资源禀赋看，农旅融合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不仅依赖于县域内部旅游生态资源，对外部交通条件等基础设施也有较高要求。同时，东部地区县域的农旅融合发展能发挥出更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见，基于本地资源优势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并进一步补齐县域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是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选项。

摘要:基于湖北省967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聚焦抑制废弃物产生源头措施，着眼农村地区和微观层面，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下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减量的影响，并进一步从消费升级视角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减量，反事实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假如未使用互联网，其生活垃圾产生量将显著增加。（2）消费升级是互联网使用作用于生活垃圾减量的主要传导机制。其中，互联网购物带来的消费数量提升会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但是消费结构优化又进一步抑制生活垃圾产生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男性、老龄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提出为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夯实互联网基础设施、倡导理性消费、加快生产和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等措施，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率。

摘要:在消费端高质量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和农产品市场面临外部冲击的背景下，评估有机认证对农户市场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韧性小农”的内涵，运用两期苹果销售价格数据构建表征农户市场韧性的指标，系统分析有机认证对农户市场韧性的影响机理，并使用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区681户苹果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和多维固定效应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有机认证有助于农户市场韧性的提升，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缓解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②基于成本-收益理论进行机制分析发现，有机认证农户的成本控制能力增强，农业收益稳定性提高：前者表现为有机肥、生物农药使用概率提升，而亩均肥料和农药成本投入不变；后者表现为有机认证提升了苹果品质，进而实现溢价能力提升和销售渠道拓宽；③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状况好、加入合作社和位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地区的农户进行有机认证后其市场韧性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据此建议持续推进有机农业的发展，以此增强农户抵御外部冲击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并为“小农户”更好地接入“大市场”提供可行方案。

摘要:提高粮食生产韧性对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粮食生产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水平测度，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其时空动态演进并展开趋势预测。研究表明：第一，考察期内中国粮食生产韧性水平总体呈现逐年提升态势，但近些年增速有所放缓。第二，各省份粮食生产韧性差异明显，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且总体差距在考察期内逐步扩大； 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但2017年后区域间差异逐渐下降，区域内差异逐步成为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分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峻，区域内省际差异明显。第三，中国粮食生产韧性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表现出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即高水平省份多与一个或多个高水平省份相邻，而低水平省份邻域多为低水平省份。第四，各省份粮食生产韧性在短期内较难实现层级跨越；而在引入空间地理因素后，粮食生产韧性的稳定状态有动摇趋势，易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

摘要:尽管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粮食补贴力度，但种粮成本不断攀升，尤其土地流转租金明显跟涨，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农业补贴存在资本化为地租的倾向可能是推动土地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鉴于此，基于2010-2020年玉米生产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动态效应，以明晰粮食补贴的资本化效应对补贴“稳粮”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玉米生产者补贴导致下年土地流转租金增加了5.7元/亩，并进一步证实了补贴资本化为地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产者补贴应有的政策效果。若切断粮食补贴与土地流转租金之间的联动关系，生产者补贴稳定种粮面积的正向效果将进一步增强，其削减生产投入的负向影响将进一步减弱。由此提出未来粮食支持政策应进一步优化增量补贴方式，规避其与地租的联动关系，从生产技术模式结合、新型经营体系对接的角度，提高补贴精度和支持效率。

摘要: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石，而与其相关的适度财政支持可以兼顾公共财政资金有效利用、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结合水稻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基于2006-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支持对水稻总产量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持能够促进水稻总产量增长，但这种增产效应存在时滞；财政支持对水稻增产的中介效应主要通过扩大区域水稻生产规模实现；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导致水稻生产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趋势。鉴于水稻生产的空间异质性，从是否为粮食主产区来看，财政支持的增产效应在粮食主产区更显著；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增产效应在东北地区更显著。因此，需要保持对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经营的规模化、效益化、可持续化的良性循环，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负向抑制作用，增量资金向包括东北地区的主产区倾斜。

摘要: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摘要:转基因等新育种技术兴起是创设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的主要原因。EDV制度具有减少修饰性育种、鼓励育种原始创新等价值，我国在新修改的《种子法》中引入了该制度。然而，新育种技术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该制度在实践中面临EDV判断标准难以确定、新育种技术改良成果转化受阻和育种者间利益失衡等困境。应立足于激励原始创新、促进新技术运用和实现利益平衡之三重目的，从设定差异化的认定标准、引入责任规则与再平衡育种者利益等方面调整EDV制度，使该制度同育种技术的发展相调适。我国已开始基因编辑品种商业化，需综合种业市场现状和育种技术发展趋势，制定符合国情的EDV制度实施办法，以推动该制度有效实施，发挥其应有功能。

摘要:在传统、单一的生产效益比较视野下，乡村与城市通常被视为现代化发展的两端。实质上，城乡二者作为两种异质的聚落空间形态，最终服务的是人之生活本身。在这一意义上，乡村可被化约为人在世敞开的经验场域，城乡进而呈现为“一体两面”的关系。引鉴地方营造这一理论视角加以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最为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乡村社群主体的建构，对乡村集体场域进行再标识，藉由文化发展等更新塑造出乡村新生活方式，进而在体现美好生活新要求、完成乡村建设新使命、塑造乡村新业态、化育乡村文化新母体等四“新”方面上加以再造，最终基于乡村这一地域实现人与人、人与地的在地化平衡与自洽更新。

摘要:基于中国追踪调查三期面板数据，选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城学生流动导致农村家庭的有酬劳动参与率下降7.75%，并未显著影响有酬劳动时间，并导致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11.28%。（2）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结果是由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调整产生的，市场劳动主要承担者倾向于增加有酬劳动时间，家庭劳动主要承担者则倾向于退出市场部门劳动或以陪读为目的进入城市地区参与非农劳动。（3）在不同就读阶段、流动范围和代际结构情境下，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基于此，从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农村陪读家长就业扶持、不同情境的差异化帮扶三个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摘要:项目下乡中的经营行为引发了景观化建设现象，研究以湖北T村为例，从空间实践、生产机制和治理效应三方面对此展开分析。从景观化的空间实践来看，T村在项目试点中的密集投入和差异化建设，导致景观密集生产和村庄空间分化，并凸显了景观的工具价值。从景观化的生产机制来看，主要源于对项目的经营。在决策层面，省级政府以行政发包配合项目下发，容易导致资源堆砌和重复试点；在下发过程中，县乡政府缺少代理人，强化了项目的集中下发冲动；在执行层面，项目捆绑产生了较强的执行压力，导致目标对照基础上的空间营造。从景观化的治理效应来看，一方面有利于空间更新、基础设施改善和组织权威强化，另一方面又导致景观的后续养护难题、对生活景观的排斥、对村民生计的影响以及村民隔阂等。这种好坏参半的治理效应体现了“项目悬浮”问题，即项目与村民需求脱节。最后，研究还提出了基层社会从“经营项目”向“经营空间”的延伸。

摘要:当前农村协商治理面临主体缺位、官方主导、协商结果满意度差等现实困境。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采用数智技术解决协商治理难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赋能理论和“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考察了农村协商治理中数智技术的主体赋能路径。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智技术通过虚实场景再造、沉浸式体验、村务“云扩散”的心理赋能机制，唤醒乡村集体记忆、增强参与效能感、培育公共精神，提升了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意愿；通过数智平台拓展协商渠道、共享议题信息、回应民众关切等结构赋能机制，突破了村民参与的时空阻隔及知识结构、权力结构限制，提升了村民的参与能力；通过成果分配共商、决策过程公开、共创结果公示的成果赋能机制，增强了村民的参与获得感，提升了村民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数智技术的有效赋能有助于农村协商治理中集体共识的形成。

摘要:家庭化迁移已成为中国乡城迁移的主要模式，具有分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影响，对家庭化迁移的关注较少，也很少有研究考察土地在家庭化迁移不同阶段的影响。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分期动态的家庭化迁移决策机制，将家庭化迁移分为两个阶段：家庭离散阶段和家庭聚合阶段，并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拥有宅基地对家庭化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对于拥有宅基地的家庭，宅基地面积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为显著的“正U型”；（3）相比于家庭离散阶段，宅基地禀赋在家庭聚合阶段的影响更大。据此建议进一步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探索构建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制定满足迁移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和户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