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２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１５４ 期)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风雨兼程, 百年华章, 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多少蜿蜒
与崎岖, 凝结了无数智慧与心血, 成就了如今盛世辉煌.在百年党史的光辉与坎坷中, 农业、 农村、 农
庆 民问题一直是贯穿党史的重要主线, 其反映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规律, 值得每一位农业农村理论研
祝
中 究与实践工作者深思.学党史、 悟“ 三农”, 鉴往可以知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 １０
国
共 年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 ４０ 年发展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产
党
一、 农业农村发展是个慢变量, 农业农村工作不能急于求成
成

０
立 １０
周 一快一慢、 相得益彰; 急躁冒进, 往往欲速则不达.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 城市是个快变量,
年 农村是个慢变量.当前者的发展因过快或过热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后者可以有效缓冲.中国发展经
特
别 验一次又一次证明, 城市发展一旦出现问题, 外出务工的农民就可以迅速地回到农村, 回到他们的宅
策
划
基地与承包地, 各种经济社会危机就可以得到有效缓冲和消弭.因此, 当我们面对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
机、 ２０１８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 ２０２０ 年的新冠疫情时, 中国社会经济仍然都能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２０２０ 年我国华东地区某省的撤村并居引发了重大舆情和广泛的社会关注, 就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教训.这组对比告诫我们,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 农业农村工作是一个慢变量, 急于
求成的代价都是惨痛的.
当然, 在我党的百年党史中也不乏教训,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时期, 毛泽东与邓
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就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 这一争论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农业合作化终极
目标、 对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评估以及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和规模这些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的差异.
１９５２年中央调五大书记进京, 邓子恢同志从中南局被调到了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
作部部长.此时, 刚成立的中央农工部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加速推进合作化.邓子恢到农村调研并很
快得出结论, 当时的合作化速度不是慢了, 而是快了.他在调研中发现, 有些地方的农民有被迫加入
合作社的现象.甚至一些乡镇村干部向农民宣传, 入社才是社会主义, 是跟着毛主席的, 否则就是跟
着蒋介石的.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了部分农民入社并出现了一些破坏生产工具的现象.例如, 浙江
出现了大规模杀鸡宰牛的现象.当时农民认为, 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土改, 土地和生产资料都是个人
的, 现在个人入社, 那就意味着土改获得的生产资料和要素又要归还集体, 与其交还给集体, 还不如自
己宰杀吃掉.于是邓子恢向毛泽东报告, 建议合作化速度应该放慢, 要规范合作社的发展 [ １Ｇ９ ] .总的
思路是要把合作社办的有吸引力, 必须要超过中农的生活水平, 把包括富农在内的广大农民吸引过

来, 从而不断壮大合作社, 他强调连滚带爬, 欲速则不达.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加速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观念已经基本形成, 但听了邓子恢的汇报, 他还是
下去做了调研.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时代, 这次调研内容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结果是, 毛泽东
的调研结论与邓子恢的截然相反.毛泽东不认为农村的情况像邓子恢讲的那样糟糕, 反而认为农民
都是主动自愿加入合作社, 因此, 他还是坚持合作化要加速, 并对邓子恢为规范合作社发展而提出的
建社标准, 亲自逐一进行批判 [ ２ ] .
除此之外, 邓子恢对于解放初期农民成分结构的判断也与毛泽东存在分歧.邓子恢认为整个社
会的结构是纺锤形的, 中农、 下中农比例最大, 处于两端的贫农与富农的数量都很少.基于此, 他认为
要把中农团结起来办社, 再把富农吸引过来.而毛泽东调研之后认为, 社会结构依然是金字塔型, 即
贫农的数量最大.两个人对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判断, 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他们对合作化速
度和规模理解的差异.
毛泽东和邓子恢关于合作化速度与规模争论的结果是, 邓子恢被毛泽东批评是“ 小脚女人”“ 东摇
西摆的在那里走路”, 有着“ 数不清的清规戒律” [ ３Ｇ４ ] .邓子恢的建议被全面否定, 继而中国的合作化速
度不断加快, 通过不断的小社并大社, 我国很快就实现了“ 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化.此时邓子恢作为
第一任中央农工部部长, 干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失去了在决策层的话语权.关于合作化速度的争论
以邓子恢的失败而告终, 最终导致中国盲目推进合作化, 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雪上加霜, 整个经济社
会发展出现了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