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第 ５ 期 魏程琳 等: 内外有别: 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１ １ ３

“ 四两拨千斤” 的效果, 中央财政资金对地方政府与社会主体出资的配套资金作出明确要求, 然而, 配
套资金制度存在严重的“ 钓鱼工程”“ 一刀切” 和“ 行政软约束”( 地方政府为了面子和政绩, 强制要求基
层政府提供超出自身能力的配套资金) 等现象 [ １９ ] .中西部财政实力薄弱县基本上没有能力提供配套
资金, 于是将资金配套压力转向乡村基层社会, 造成乡村新型债务不断攀升, 农民隐性负担不断加重
的情形.
当前国家尚无能力全面负担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本, 村庄社区分担部分成本也在情理之中.然而,
乡村集资困难主要来自乡村财权和治权的双重弱化.改革开放以来, 不少农村采取将农村公共资源
“ 分光吃净” 的办法, 集体经济不断弱化.而治权不断弱化的乡村政府, 也无法有效动员农民集资兴建
公共工程.通常情况是, 国家项目资金到位了, 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和农民自筹资金迟迟无法落实, 在
此背景下, 经济实力雄厚的富人竞选村干部, 获得乡镇政府和农村社会的双重支持.
２． 公共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
当下公共品供给类型主要有行政机制、 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三类, 行政机制是依靠行政体系上下
级部门运作完成的服务供给模式, 市场机制是指依靠市场竞争、 自由选择完成的服务供给模式, 社群
机制是指依靠社会( 组织) 力量自主完成的服务供给模式.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 无论是采取行政机
制还是市场机制, 都需要与农村社会发生关联, 公共品供给服务的完成须以行政机制、 市场机制嵌入
乡村社会之中为前提.通过多种模式比较, 奥斯特罗姆指出, 建基于情感、 认同和信任之上的社群信
任互惠机制、 声誉监督机制能有效解决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 规避责任等集体行动问题 [ １６ ] .近些
年被学界和政策界认可的湖北秭归“ 村落自治” 、 四川成都 “ 村民议事会” 、 广东云浮 “ 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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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 乡贤理事会” 等模式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理想类型.如上模式利用社会行动单元、 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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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和本土道德资源将社会力量动员起来, 化解了公共品供给的“ 最后一公里” 难题.然而, 如上研
究在关注项目成功的结构制度因素时, 忽略了社群机制中的精英引领、 示范、 动员机制因素, 没有回答
村庄自组织是如何运转起来的问题.
北墨市东村在农业税费时期是有名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自 １９９７ 年村民选举起, 村庄社会便
闹起了派性,“ 革新派” 要求彻查在任村干部的经济问题,“ 保守派” 则支持在任村干部继续执政.不同
派性人员, 在村干部竞选期间“ 见面连招呼都不打”, 甚至红白喜事都以派性为单位来举办.村庄社会
分裂使得公共项目资源难以进村,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２００６ 年, 一直在外做矿产
生意的答海被推选为村主任, 副主任则是经营运输的魏可.并未参加任何派系的答海之所以能够当
选村主任, 源自村民对村庄公共设施改善的强烈需求.答海在竞选会上承诺: 第一, 修建水塔解决群
众吃水难题; 第二, 修建巷道解决村庄公共卫生和村民出行难题; 第三, 解决村民种地灌溉难题.解决
农民渴盼已久的公共品供给问题, 成为新一代村干部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国家惠农资金项目化运作背景下, 富人村干部不但能以个人关系资源争取各项政府资金, 而且能
以私人资金推动公共品供给项目落地, 撬动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 我们将之称为精英动员机制.村落
精英在公共项目没有收益的情况下先期投入成本 [ ２３ ] , 促成村庄关键少数群体( 村组干部和家族精英)
的合作 [ ２４Ｇ２５ ] , 继而带动普通群众参与公共项目活动, 完成公共品供给过程.
３． 精英动员下的社会自治
熟人社会天然存在的行为准则和互惠模式, 为村民解决公共池塘问题储备了社会资本.然而, 社
会资本的有效利用却有待于组织领袖的规划和激活.村干部答海等人上任后积极到政府部门申请新
农村建设资金, 并不厌其烦地做群众工作, 请农户配合将挡在路中间的树木、 茅屋拆除, ２００６ 年年底
村内道路基本完成全面硬化的工作.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东村村委会决定建设新村以解决村民渴盼已久的
房基地.

“ 当时村内道路卫生环境差, 村民意见大.加之乱建房屋, 道路狭窄曲折.建新房不拆
旧房, 宅基地资源稀缺, 远远满足不了农户需要.村委会决定响应中央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 在村南空地规划两排 ２４ 户, 设定好巷道宽度, 由村上统一规划式样, 个人自愿报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