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第 ５ 期 魏程琳 等: 内外有别: 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１ １ １

求冲动.基于此, 文章将从制度 － 结构的视角区分富人治村的多重动机和行为逻辑, 并提出规避富人

治村弊端的组织机制.
一、 制度环境与行动取向: 富人治村的一个分析框架

１． 分析框架
富人治村在何种些情形下能够发挥良好效果,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制度环境具体化
为社会分化程度、 村社道德约束、 政府规约激励三个维度, 富人村干部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治村逻辑

存在明显差别.
近 ４０ 多年来, 市场经济成为村庄社会分化的主导性力量, 工商业发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地区, 其社

会分化程度越高, 反之, 则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分化程度高的地区, 往往面临着市场规则主导村
社交往逻辑的现象, 村社道德约束力明显下降.因而, 在社会分化程度高、 村社道德规范约束力低的
农村, 富人治村通常采取村内村外一致的、 遵循投资回报规律的市场主义逻辑.而在工商业欠发达的
农村地区( 以中西部农村为代表), 村社道德规范依然发挥较强的行为监督作用, 富人治村能够遵循村
内村外有别的行动逻辑, 即在村内奉行道义逻辑、 在村外奉行市场逻辑.社会分化程度、 村社道德约
束是两个短期内不可改变的因素, 而政府规约行动这一因素却可及时做出变化.当政府对富人村干
部采取强规约激励时, 富人治村的市场主义逻辑( 利己主义) 会被压制, 而其道义逻辑( 利他主义) 则会
被激励, 这表明, 建立制度化的行政规约激励机制, 能够有效应对转型时期农村社会道德约束力下降

的难题.
波兰尼深刻地指出, 传统社会主导的经济生活方式, 被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颠倒, 原本嵌
入社会运行之中的经济行动, 开始主导社会运行的逻辑 [ １４ ] .经过 ４０ 余年的市场经济发展, 中国东部
发达地区村落的农民家庭已分化为上层、 中层和下层三类, 不同类型家庭有着不同的经济生产、 社会
交往和利益获取机制.位于村落社会结构上层的富人群体, 不但主导着村内经济产业资源分配, 占据
了村两委干部职位, 掌握了村庄政治支配权, 而且主导着村内人情消费、 闲暇娱乐的品味偏好.村庄
中产阶层在经济上依赖和攀比富人群体、 在消费上模仿富人群体; 而村庄中下层作为经济社会利益受
损者, 则采取上访告状的方式维护权利.社会结构与社会利益分化, 严重冲击了村社传统道德规范,
经济资源占有量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 以德性评价为基础的声誉调控机制逐渐废弛.
因而, 在工商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 村社道德规约对富人村干部的激励作用很弱, 此时, 如果政府对

富人村干部行为监督不够严格, 很可能出现富人治村寡头化等不良现象.
中西部农村由于工商业发展程度较低, 乡村社会内部分化不明显, 村民经济生产活动仍然遵从社

会逻辑运行, 因此, 当地村社伦理规范较为完整, 村庄社会评价对村干部等群体具有重要约束作用.
然而, 仅凭村社道德规范, 很难保证富人村干部治村良好效果的持续性.笔者在陕西北墨市农村调查
发现, 富人村干部在第一个任期内通常展现出较好的政治德性和积极治村行动, 但他们在后续治村工
作中很容易出现“ 忙于村外经济活动、 无暇顾及村内公务” 的现象.
相比村庄经济社会因素的短期不可变性, 政府行动可以做出及时调整.县乡政府能否针对富人
治村出现的问题, 制定相应制度规范并采取有效行动, 对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笔者在浙东
农村调查发现, 当地政府为了保证官方项目成效、 节约治理成本而鼓励富人出任村干部.而很少参与
村务的富人群体, 为了获得村干部职位, 通常采取贿选手段, 以绝对经济优势战胜传统精英 [ ４ ] .政府
放任状态下的富人治村, 展现出丛林政治的状态 [ １０ ] , 强势的富人群体肆意攫取公共资源、 损害底层群
体的居住、 经济权利, 不少村民因无法公平获得宅基地资源而持续上访.富人村干部在帮助政府完成

公共项目、 节约治理成本的同时, 实际上制造了更多治理问题.
２０１６ 年左右, 浙江、 江苏等地政府开始对村级贿选、 项目资金漏洞等问题进行严控, 并通过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