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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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哄而上的运动式建设模式, 而是充分发掘村庄原有的个性与特色, 注重生态优先, 更好保护乡村绿
               水青山和田园风光, 并且重视乡村文化和历史传承, 为文化传承和再现创造有利条件, 将自然生态与
           华   人文生态相互融合, 充分显示和提升乡村价值, 全方位、 多类型打造与营运“ 一村一品一景一韵一魂”
           中
           农   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新格局.
           业
           大       2. 浙江“ 千万工程” 经验启示
           学
           学       在“ 千万工程” 实践过程中, 浙江探索建立了“ 四位一体” 的制度安排与治理体系, 即“ 党政合一” 的
           报
           ︵   科层治理、“ 智治合一” 的精准治理、“ 调动群众” 的柔性治理以及“ 激励相容” 的市场治理.这种“ 四位
           社
           会   一体” 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充分体现了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治理中的党政领导和群众参与的
           科
           学   相互协同、 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功能互补、 他治与自治的合理匹配、 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融合、 科技与
           版
           ︶
           创   治理的有效结合, 进而不仅实现了“ 千万工程” 的建设目标和可持续性, 而且为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
           刊
           四   供给和营运管护, 提供了既有理论创新, 又契合中国特色与实践的治理模式, 值得借鉴到我国的乡村
           十
           周   建设进程中.
           年
           特       ( 1 )“ 党政合一” 的科层治理.“ 千万工程” 之所以能一以贯之、 一抓到底, 一任接着一任干, 久久为
           别
           策   功不停步, 关键在于发挥党政合一的垂直治理的制度功能, 也就是坚持党管干部, 通过一级抓一级、 一
           划
               级管一级、 一级带一级, 把党管干部的原则落到实处.其一, 坚持“ 一把手” 亲自抓.始终把“ 千万工
               程” 列为“ 书记工程”, 落实“ 一把手” 责任制, 形成省、 市、 县市区、 乡镇、 村“ 五级书记” 共抓共管的推进
               机制, 建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联系一个村制度, 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期间将下姜村作为自
               己的基层联系点.其二, 坚持各方协同抓.政府层面, 各级均成立“ 千万工程” 领导小组, 建立党委政
               府领导、 职能部门负责、 镇村实施、 多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 社会层面, 坚持群众所需、 施策所
               向, 积极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 使广大群众既是“ 千万工程” 受益者, 也是参与者、 推动者、 建设者.第
               三, 坚持分级联动抓.建立“ 第一书记亲自抓、 分管领导直接抓、 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的分级负责

               制度; 在各级职责分工方面, 省级层面主抓顶层设计、 服务指导与监督落实, 市县层面主抓统筹协调、
               资源整合与组织实施, 镇村层面主抓政策落实、 具体实施和建设管护.
                   ( 2 )“ 智治合一” 的精准治理.在“ 千万工程” 实施过程中, 针对公共产品管理有规制措施, 但规制
               主体职责不清和不到位的难题, 探索了将压实地方责任和数字化、 信息化相互匹配的规制办法.其
               中, 2003 年, 长兴县在全国率先实行河长制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并于 2017 年开始在全国推广.此后,
               浙江以河长制为典型的行政责任制治理方式为范本, 先后探索出了道长制、 所长制、 林长制、 田长制等
               可参照的“ 简约化” 的制度选择与安排.“ 某长制” 建立了协同治理机制, 强调对人居环境整治进行分
               级治理, 通过行政层面一级压一级的方式, 将公共性资源环境治理责任落实到行政层级与干部, 其机
               制包含行政首长负责制、 自上而下行政问责, 破解了公共资源规制中的“ 辖区壁垒” 和相互推诿问题.
               浙江“ 某长制” 的成功还依赖于农业农村领域数字经济“ 一号工程” 的全面推广.开展农业农村管理数
               据和空间数据上图入库, 实现全省农业农村信息资源网络化、 空间化和可视化, 将数字与信息技术同
               责任制相匹配, 实现“ 智治合一” 的精准问责和精准治理.以“ 智慧河长” 建设为例, 2018 年起, 浙江省
               在全国率先上线了覆盖省、 市、 县、 乡、 村五级的河长制信息化平台, 各级河长只需打开手机上的河长
               制 APP , 就可以点一点开始河长履职、 拍一拍上传巡查照片、 扫一扫检查河道水质.
                   ( 3 )“ 调动群众” 的柔性治理.群众参与是我党群众路线的基本准绳和法宝, 是做好乡村公共事务
               和社区公共产品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如何调动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既要发动群众、 带动群
               众, 更要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来激励群众参与, 其中德治与自治是重要关键. 1963 年, 浙江诸暨的枫
               桥镇, 因乡村治理“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 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 枫桥经验” 闻
               名全国. 2003 年,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再次批示肯定, 要求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 2017 年,
               嘉兴桐乡首创的一种新型基层治理模式———自治、 法治、 德治“ 三治融合”, 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 以
               “ 一约”( 村规民约)、“ 两会”( 百姓议事会、 乡贤参事会)、“ 三团”( 百姓参政团、 道德评判团、 百事服务
               团) 为载体, 成为新时代“ 枫桥经验” 的精髓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一是深化村民自治, 以
               自治消化内在矛盾.充分激发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 建立村民议事会、 乡贤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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