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１ ０ ６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１５７ 期)

的年均增长率为 １．１２％ , 持平于城市居民人均总收入的 １．１１％ .而理论上,“ 增产不增收” 的“ 收” 在
①
政策目标上应为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概念, 而非农民总收入概念.从农业内部, 通过农业生产增加
家庭经营性收入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 一直是农业政策主要追求的直接目标 .但由于经济发
②
展过程中农业份额的下降, 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日渐降低, 尤其在城镇化进程大举
推进的环境下,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逐渐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已是必然 [ ５ ] .
虽然,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间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 １．０８％ , 略低于同期农村居民工资性
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１．１３％ .但在增长趋势强势的工资性收入对比下, 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相对下滑
③
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农民逐渐缺乏农业生产积极性, 这将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 甚至对粮食安全造成
隐患.有鉴于此, 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始终把促进农民增收放在“ 三农” 问题的核心地位, 通过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提高农业供给质量的同时, 实现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有效增长.尤其对肩负
粮食安全重任的主产区而言, 让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致富, 不仅对于保障粮食的长效供给, 更对于

促成“ 增产也增收” 的双赢局面, 其重要性与现实意义都不言而喻.
一、 文献综述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农民的增产与增收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 如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如下两
类.第一类文献主要从微观或宏观视角探究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 从人力资本 [ ６Ｇ７ ] 、 社会资本 [ ８Ｇ９ ] 、 物
质资本 [ １０ ] 等微观基础和产业差异 [ １１ ] 、 国家政策 [ １２ ] 等宏观层面研究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第二类文献聚焦于考察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例如, 辛岭等 [ ４ ] 、 齐蘅等 [ １３ ] 通过不同方法构
建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协调性的测算指数, 结果发现主产区省份内“ 粮食—收入” 协调性逐年下降.
与此同时,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及伴随城镇化出现的劳动力成本上
升、 农村人口外流现象, 农民选择通过外出务工替代农业生产, 亦是造成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不协调
的重要原因.第三类文献则是评估粮食安全相关政策的政策效应, 这与本文研究主题最为相近.例
如, Schmitz等 [ １４ ] 认为粮食直补政策对粮食生产与农户农资投入没有显著影响; 张建杰认为粮食补贴
政策对农民粮食生产行为的激励效应有限 [ １５ ] , 未能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 １６ ] ; 与前者结论相反
的是, 吴连翠等 [ １７ ] 认为粮食补贴政策显著增加了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 此外, 杜锐等 [ １８ ] 利用合成控
制法评估粮食主产区一揽子政策效果, 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可以通过稳定播种面积有效提高小
麦产量; 而张红宇 [ １９ ] 则通过宏观数据统计分析, 发现中国粮食生产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其原因在于没
有建立起粮食主产区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稳定种粮机制.
上述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评估粮食政策的政策效应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两
个方面的不足: 从研究视角看, 针对粮食主产区设立增产与增收的两大核心目标, 已有研究侧重考察
粮食主产区设立的增产效应, 而忽视了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２０ ] .从研究方法看, 现有
文献对粮食主产区政策效应评估多采用单差法 [ ２１ ] , 方法比较单一.鉴于此,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
( DID ),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实验组( 粮食主产区) 和对照组( 非粮食主产区), 从政策维度( 粮食主产区
与非粮食主产区) 和时间维度( ２００４ 年粮食主产区设立前后) 两个维度出发, 系统探究粮食主产区政
策对农民收入的因果效应; 并通过导入土地经营规模这一因素, 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提高家庭经营
性收入的影响机制.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理论上, 由于农民总收入的来源主要为四类, 分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得.
② 本文中“ 增产增收” 一词中的“ 收”, 主要指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