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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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１４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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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流行病也在家禽和牲畜中传播.例如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 A 类动物疫病的高致病性
               禽流感, 其 H５N８ 亚型病毒 ２０２０ 年在沙特阿拉伯爆发, 导致 ３８．５ 万只鸟类被扑杀, 世界卫生组织已
               发出禽流感可能大规模爆发的预警 .仅２０１７ 年, 全球５７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１８６０ 起高致病性禽流
                                               ①
               感疫情, 发病 ２８０ 万只, 病死 ２１０ 万只, 销毁 １２００ 万只            [ ５ ] .高致病性禽流感也存在感染人的风险, 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包括中国在内的 １６ 个国家的 ８２６ 人感染 H５N１ 病
                                  [ ６ ]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肆虐全球的非洲猪瘟, 这一烈性传染疾病, 猪的发病率
               毒, 致死率为５３．２７％
                                  [ ７ ] . ２０１８ 年广泛爆发以来, 非洲猪瘟的影响持续至今, 突出表现为造成猪肉价格
               和死亡率高达 １００％
               的持续、 大幅波动       [ ８ ] .中国是猪肉消费大国, 欧洲是我国猪肉进口的重要地区.然而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②
               欧洲猪肉价格涨幅高达 ３１％ , 猪崽价格的涨幅则高达 ５６％ .
                   综观历次发生的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 可以发现三方面的显著特征:
                   １． 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虽然现代医疗科技的进步有目共睹, 然而无论是对主要感染人的新型冠状病毒, 还是对主要感染
               禽类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和主要感染猪的非洲猪瘟, 人类的认识都相对有限且滞后.这些流行病毒的
               传染源定位、 致病机理探索、 变异风险评估和抗毒疫苗研发等, 都存在诸多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 从而
               引致极高的安全风险          [ ９ ] .甚至爆发于 ２１ 世纪之初的 SARS 病毒, 其自然宿主和传播路径仍无定论,
               原先所追溯到的果子狸被证明是从自然宿主到人的中间宿主, 而非自然宿主                                  [ １０ ] .
                   ２． 病毒传播的变异性
                   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异, 从而为病毒的控制带来更高挑战.例如, 高致病性禽流感已产
               生 H５N１ 、 H５N６ 、 H５N８ 和 H７N９ 等多个亚型.其在全球爆发的亚型既呈现出空间层面异质性, 即
               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时期感染的亚型存在显著差异; 又表现出时间层面的异质性, 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
               期感染的亚型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之前流行的亚型主要是 H５N１ , 之后流行的主要
               是 H５N６ 和 H７N９ 等     [ ５Ｇ６ ] .所以, 目前对于流行病爆发的处置, 多采用被动的隔离策略, 对畜禽实施

               大规模捕杀, 对人则实施完全的隔离治疗, 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毒的威胁.
                   ３． 高密度人口与国际交往的威胁性
                   由全球化、 城市化以及交通便利化所带来的人口集聚性与流动性, 加剧病毒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
               的传播.社会学中的“ 六度分离” 指出, 只需要跨越六度分离即可建立起任何两个人间的联系, 从而揭
               示出现代社会网络的连通性特征                [ １１ ] .虽然病毒传播的“ 门槛效应” 理论认为, 疫病的蔓延具有人口密
               度阈值( 如麻疹通常在不低于 ５０ 万人规模的区域才爆发), 然而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已遍布全球, 阈值
               的影响已极为薄弱, 同时伴随高密度的国际交往, 病毒的传染力呈现出多米诺式的放大效应, 可以在
               极短时间内跨越广泛的疆域感染不同的大陆                      [ １２ ] .例如, 同为冠状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COVIDＧ１９ 虽然病死率低于 SARS , 但其表现出更广的传播范围和更快的传播速度, 短期内在全球
                                                                                         [ １３ ] , 这让我们不能
               １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的感染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远超 ２１ 世纪初出现的 SARS
               不对当今世界高密度的人口及高密度的国际交流重新审视.
                   由于人类对病毒的认知有限, 病毒本身又可能变异出诸多分型, 加之人口分布的高密性、 聚集性和
               流动性特征, 当前病毒的易感性( 感染病毒的概率) 和严重性( 遭受伤害的程度) 均呈现增强的态势, 全球
               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不仅频率增加, 而且影响也在加重.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未来.

                  二、 疫情高发期农业部门的易损性


                  长期以来, 全球化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得各国均无法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中置之度外, 而农
               业部门固有的特征使其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高频率、 大规模爆发时期表现出更强的易损性.


               ①  数据来源: 网易新闻« 沙特报告: H５N８ 高致病性禽流感爆发»: htt p s :// news．１６３．com / ２０ / ０２０５ / １６ / F４KTDM５３０００１８AP１．html．
               ②  数据来源: 环球网« 非洲猪瘟推高全球猪肉价格»: htt p s :// bai j iahao．baidu．com / s ? id＝１６４７９６１３０８３２２４７９５３０&wfr＝s p i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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