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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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１４７ 期)
成本, 另一方面可能加剧事件的负面影响.例如非洲猪瘟和高致病性禽流感在我国爆发后, 所采取的
主要策略即为大面积捕杀, 这不仅给养殖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也给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带来过重的
工作负担.同时, 为切断病毒传播的潜在传染源, 畜禽的捕杀范围不仅包括已感染群体, 甚至包括易
感染群体, 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捕杀工作强度数倍增长 [ ２２ ] .农户的经济损失可能诱发其生计可持
续的威胁, 从而影响农村稳定.更为严重的是, 农产品的产量或质量损失可能诱发粮食安全和食品安

全风险, 继而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造成影响.
２． 消费的不确定性
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会刺激民众敏感的神经, 充分的食品储备被证明能够增强民众应对疫情的
信心, 所以即便是在美国, COVIDＧ１９ 疫情爆发后, 多地超市的食品供应也出现暂时缺货现象 [ ２３ ] .需

要指出的是, 技术进步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与日俱增, 普通民众的信息可得性也显著增强.疫情的爆
发会加剧民众对相关信息的关注度与敏感度, 而为追求信息传播的速度, 大量未经充分验证的信息被
披露.由于普通民众并不具备自行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 因此存在被别有意图信息误导的可能 [ ２４ ] .
譬如, 中国从越南进口稻米的份额非常有限, 但越南出口禁令被大肆渲染后, 囤货现象立即发生.而
少数人的囤货行为经由个人社交媒体扩散后, 可能加剧其社交网络的焦虑情绪和跟随行为, 形成大面
积的囤货局面.盲目的囤货行为极有可能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造成严重后果 [ ２５ ] .
３． 贸易的不确定性
疫情爆发会助推各国对本国农产品供应风险的预估, 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可能压缩其出口额, 扩充
战略储备以保证国内市场需求的满足, 进口国则可能扩大其进口额,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出口禁令及随
之产生的缺货风险.于是, 农产品贸易会成为国家间谈判的重要筹码, 具备重要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国
家和地区会掌握谈判话语权 [ ２６ ] .同疫情爆发前主观的贸易控制不同, 疫情爆发后农产品贸易自由度
会出现客观的缩减.因为疫情中心国家或地区原先用于出口的优势农产品由于存在携带病毒的风
险, 可能被列入禁止进口目录, 而依赖进口的劣势农产品则由于原先出口国家的交通管制措施, 而需
要延期甚至无法被运抵本国. COVIDＧ１９ 疫情在中国爆发后, 美国、 英国、 法国和俄罗斯等多国迅速
采取措施, 或者限制中国部分农产品品类的出口, 或者实施港口的交通管制措施; 而就在中国疫情得
以有效控制的时候, COVIDＧ１９ 在欧洲、 美洲的蔓延, 又使得猪肉等农产品的进口受阻 [ ２７ ] .

四、 疫情高发期农业发展的新思维

频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使得原本就具有极高易损性的农业面临生产、 需求和贸易等多重不确定性,
从而陷入高风险境地.与传统的农业部门风险不同, 公共安全事件爆发的全球性特征可能使得既有

的国际分工格局被打破, 甚至出现撕裂与扭曲.中国是人口大国, 是农业大国.在疫情高发情形下,
重构农业发展的新思维势在必行.
１． 经济发展重心向农业、 农村倾斜
一个日益城市化和相互连通的世界正面临着来自新型传染病的巨大威胁, 而 COVIDＧ１９ 疫情所
再次凸显的“ 城市脆弱”, 为反思以城市为中心的增长模式, 推进中国的农村城镇化提供了契机.虽然
大城市在聚集优势资源、 辐射带动周边城镇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在疫情的频繁冲击下, 其
吸纳农村人口与农民工就业的能力逐步被削弱.虽然以交通堵塞、 环境污染、 居住拥挤、 节奏紧张等
为代表的城市病已经受到广泛重视, 但比起人类缺乏深入了解的传染性病毒, 这些城市病都显得无足
重轻.历数诸多城市病, 可能没有任何一项弊端比得上病毒的高传染性与高致病性, 以及由此造成的
生命威胁、 身心损伤和经济打击.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牺牲的经济效率代价, 远不及疫病爆发所带

来的伤亡、 心理恐慌、 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必须承认, 病毒及其疫病风险将构
成人类的长期挑战.因此, 一个有效率且能够规避风险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应该有助于增强农业吸引
力, 促进乡村振兴, 推进城乡融合.其中, 县城及中心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着力发展县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