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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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的引进或投资,一定会改变投资收益率,所以“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的假定与“投资冲动不
                足”是自相矛盾的。第二,破坏“均衡”。放弃内生性的决定机制而转向外生性的人为干预。显然,既
                认可小农的理性及其“穷而有效率”,又倡导凭借“外力”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在机理上无疑是难以逻
                辑自洽的。“外力”干预也是与新古典的“自发机制”与“马歇尔均衡”相悖的。第三,忽视分工。局限

                于直接投资与要素投入,小农无疑难以衔接现代农业。将农户视为一个同质的主体,忽视了其参与
                分工的可能性与能动性,尤其忽视了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迂回投资效果。正因为如此,舒尔茨的改造
                传统农业理论,虽被众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农业发展的政策指南,但却并未取得被寄予厚望的成功。
                    有必要重温发展经济学先驱张培刚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他将“工业化”界定为“一系列
                基要的或战略性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生产单位的生产函
                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
                                                                                  [5]
                化能够诱致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在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
                作用,而且也包括农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农业本身的“工业化”),农业经营也同样要受到基要生产
                函数的影响与控制。所以,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可以认为是一个问题的互相连接的两个部分。工业
                化是一种过程,并以报酬递增的形式创造出经济进步。与已有的普遍看法不同(即认为农业领域存
                在的“报酬递减法则”会抑制农业进步),张培刚认为农业同样能够因生产函数的变化而获得报酬递
                增,基要的工业部门的技术变迁对农业有着重要影响。工业发展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
                    张培刚强调,“要使得现代的农业得以继续运行,归根到底就必须依赖工业的各个部门提供机
                器、肥料、动力、储藏设备及运输工具”。这显然与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庞巴维克
                                                  [5]
                提出了“迂回生产”,并由 Young发展为报酬递增的重要解释机制 。迂回生产是指为生产既定最终
                                                                           [7]
                                 [6]
                产品,事先生产出某种形式的中间产品,再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则生产效率将得以提升。由
                此,农业通过购买机器等,从工业“进口”分工经济与迂回生产效果,有助于改造传统农业 。
                                                                                               [8]
                    可见,舒尔茨将农业视为封闭且被动的部门来引进新的生产要素,而张培刚则将农业纳入国家
                工业化的开放体系来讨论农业改革。如果说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
                那么传统农业改造就可理解为由分工经济和迂回生产所决定的基要性变革。由此,基要性变革可以
                视为农业现代化的本源理论与转型发展的核心线索。

                    二、中国农业的道路选择


                    必须进一步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工业部门创造的现代生产要素引进农业,如何将小农户
                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众所周知,中国农业的经营主体是由独立经营的 2.2 亿个农户组成的。小
                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经营格局不仅导致了效率空间的有限性,而且也必将引发采纳现代生产要素的
                内生性约束。不能跨越进入现代生产方式的基本底线与门槛,小农户必然难以融入现代化的发展
                进程 。
                    [9]
                    中国为改变这一局面做出了持续性的努力。其中,通过土地流转和集中,开展农业规模经营,被
                认为是关键所在。其基本指向就是便于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空间。可实际的情
                形是,虽然 2020 年全国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的流转率已经达到 34.08%,但经营规模达到 30 亩以上的

                农户占比不足 3.78%(50亩以上的规模农户占比仅 1.48%)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尽管有了明显的进
                                                                     [10]
                步,但仍然远未达成预期的政策效果。事实上,当人地关系紧张时,农地经营规模并非驱动农业增长
                绩效的核心因素;旨在通过扩大农地规模以获得规模经济性的主张,都未能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充分
                的证据支持 。对于大国小农的中国来说,对于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应该抱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与务
                           [10]
                实态度。
                    美日的经验教训值得记起 。美国农业以大规模著称,但家庭农场的比例依然高达 97%。其
                                            [11]
                中,小规模家庭农场(销售收入在 10万美元以下)呈现出投资内卷并持续强化的趋势。一方面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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