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第4 期 罗必良：基要性变革：理解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3

个农场的设备现值在 1996-2017 年从 26222 美元增至 50557 美元；另一方面外包服务支出则逐渐减
少，同期从 690美元减至 463美元 。日本农业以小规模闻名，但小而精的机械装备制造力，使其小农
①
户通过自行购置家用小型农机装备，逐步走向了“越购买小型农机-越缺乏外包服务-越购买小型

农机”的过密化投资的正反馈路径依赖。因此，无论是美国抑或日本，家庭农场的直接投资与自我服
务，均具有内卷化特征。美国可视为“大农场病”，日本可视为“小农场病”。中国如果选择类似的模
式，将会因为农户数量更多、土地规模更小，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亚当·斯密最早发现了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指出“劳动生产力更大的增进，以及运
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同时强调“农业劳动生产力的
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
度”，从而揭示了农业生产力滞后于制造业的原因 。农业生产领域的分工深化有着天然的内生性障
[13]
碍，所以农业并不是一个存在显著分工经济空间的产业。这就是著名的“斯密猜想”。

显然，“斯密猜想”隐含着将农业视为被动部门的封闭思维。有必要厘清几个关键性问题。第
一，正如张培刚所说，工业与农业并非是两个独立的部门，从迂回经济的角度来说，农业分工深化可
视为工业尤其是涉农制造业分工深化的函数；第二，农业的生命性特征及其作业的复杂性，恰好表达
了潜在的分工空间及其可拓展性，并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装备与工程技术的进步紧密关联。
所以必须用动态与发展的眼光看待农业；第三，农业直接投资的确是高成本的生产活动，由直接投资
所形成的资产专用性也会引发高昂的交易成本。所以，将农业的分工活动由农业内部延伸到外部，
由直接投资转向迂回投资（如工厂化育苗、代耕、代种、代收）与迂回交易（多环节甚至全链条的服务
外包与生产托管），就可以把一系列投资费用与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社会化分工。这将是农业
生产函数的基要性变革。
对此，可以提出一个拓展性的未来猜想。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即
使是主流发展经济学，尽管将农业的重要性延伸为产品、市场、要素与外汇四大贡献，但依然是将其
定位为国家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函数的一个变量或“重要”变量，是一个被动的部门，在社会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中不再具有任何特殊的功能 。但是，一旦超越“为增长而增长”的物质导向的传统观念，直
[13]
面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人们对生命与生态、环境与健康、人文与社会等多重福利功能的需求扩张，那
么，农业就可以视为未来发展阶段转换的引领性部门，现代农业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函数的革命
性转换,农业甚至反过来能够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后现代化发展的基要性生产函数 。
[14]
回到现实，可以认为，农业的现代化既在于农业本身，更在于农业外部。必须将农业置于开放的
经济社会体系中进行战略考量。事实上，中国已经探索出农地与服务相结合的多种规模经营形式，
并致力于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这是不同于美国与日本“资本
型农业”的“第三条道路” 。数据表明，2016 年全国经营耕地的农户的农机装备水平十分低下，其
[11，15]
中，户均拥有拖拉机 0.13 台，耕整机 0.02 台，旋耕机 0.04 台，播种机 0.03 台，联合收获机仅 0.005 台。

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农作物生产的综合机械化率却高达 66%，三大主粮作物（小麦、稻谷
和玉米）更是尤为突出 。可见，机械化作业率显著超出农户自有农机水平，表明农户已普遍通过服
[16]
务外包参与了社会化分工。截至 2020 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多达 95.5 万个，农业生产性服务
组织超过 49.6万个；托管服务面积达 16.7亿亩次，为小农户托管服务面积为 10.7亿亩次，为粮食作物
提供服务面积为10.6亿亩次 。
②
农业生产性服务，可为小农户提供部分或全部生产环节的生产要素支持或者托管服务，为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融合架设起了新的桥梁 。效率来源于分工，而分工的本质是专业化与服务经
[17]

① 资料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网站，https：//www.ers.usda.gov.
② 资料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编《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