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6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163 期）

普及率达 98% 以上，畜禽粪污治理率达到 100%，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成率达 65.44%，实现了良好的
乡村生态治理效果。
第二，“生态乡村”建设还需要非正式的制度供给。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我们
日常在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时，无论是在家庭、在外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控制结构差
不多主要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即便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规规则也只是决定

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在这里，诺思是在强调“社会习俗”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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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社会选择行为影响作用的广泛性与持续性，而非正式制度规则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在中国的乡
村社会表现尤其明显。因为，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规则植根于乡村的日常生活，它相较于刚性
的正式制度，是更接“地气”的村民基本伦理道德与社会选择的行动指南，因此，它具有正式制度无法
消弭的运行空间。具体来说，乡村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村规民约和乡村传统礼俗两种形式。在生态
乡村建设进程中，村规民约与传统礼俗对村民行为的生态化转型和生态友好意识的培养会发挥积极
的规范与引导作用。
一是，村规民约对村民生态友好行为的积极影响作用。“村规民约”指的是在行政村或自然村的
某一区域内，由村民主体制定的、以文本形式呈现的一系列村民行为规范与指导准则。一般来说，村
规民约主要包括引导型和规范型两种形式。引导型村规民约多见于字数短小的口诀，较为宽泛，约
束力较弱；规范型村规民约则为更加详尽的具体条例，其约束力更强劲。村规民约本身不具备法律
效力，却可以成为乡村社会行动逻辑的主导力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乡村场域“熟人社会”的特殊
性，而这一特殊性塑造了一种被称为“面子”的社会舆论场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著
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到，在成员间有面对面接触机会的小型集团中，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
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合作的个人被集团接纳，不服从的个人则会受到排斥 。因此，在村庄“熟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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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独特场景下，会形成“唾沫星子淹死人”的社会舆论氛围。与城市社区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和
隔离感相比，乡村社会独特的平房和院落式住宅结构以及“村口老树下”等村庄公共空间，赋予了村
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可能性，也更容易形成村庄公共舆论氛围。
在乡村生态建设这一议题中，村规民约也正是借助于这种村庄舆论的力量对村民发挥着规训和
引导作用。因此，依据环境友好型的原则对村民的环境行为做出约束性的规定，引导村庄制定生态
友好型的村规民约，针对村民不友好行为及生态破坏行为制定明确的惩罚条例与措施，既可以借助
村庄舆论形成相应的压力，也可以通过村民的讨论、争论与协商营造一种新的村庄舆论，以达成村民
对于环境的友好行为选择。
二是，乡村传统礼俗对村民生态选择行为的影响作用。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
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里的“规矩”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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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文本化的乡土礼俗。自古以来，受道家“道法自然”观念的影响，我国乡村社会就具有深厚的生态
保护文化传统，同时，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及靠天吃饭的客观现实也使乡村社会形成了“顺应

自然”的原始生态观念。但是，长期形成的具有原始形态的乡村生态传统受到了现代大工业社会的
严重冲击。随着人口逐渐增多、粮食生产压力增大、耕地面积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受工业化时
代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影响，在乡村社会，经济理性开始逐步取代生态理性，从而严重破坏了乡村社
会长期形成的生态观念。因此，在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的引导下，重塑乡村社会以乡土礼俗为表现形
式的生态观念，以非正式制度形态约束乡村社会过于扩张的现代经济理性，让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
度安排形成合力，重振乡村自然而美好的原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马世骏.运用生态学原则建设农村——实现农村建设生态化［J］.农村生态环境，1985（1）：2-5，70.
［2］ 马世骏，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J］.生态学报，1984（1）：1-9.
［3］ OSTROM E.An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J］.Public choice，1986，48（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