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4期

2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166 期）

下降。由此，如何提升农业生产能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所必须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必须回
应的挑战。而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全球化进程受阻，重要农产品及其他战略性物资供
应链阻断风险加剧的时候，国家农业生产能力、农产品储备和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稳健与韧性，又成为
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基石。
当一个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时，传统的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往往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城市
一起形成二元结构。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村庄的持续发展，成为发展战略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由
此，农产品供给保障、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平衡、乡村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协调，影响着经济的
整体发展步伐，也影响着国家社会稳定。在这一过程中统筹协调城乡工农关系，迫切需要治理主体
的规划与引导。为了实现农业和乡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在具有悠久农民经济和小农村社传统的发
展中国家，又需要变革农业农村制度，探索符合实际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农村基本经营形式。没
有符合现实国情的农业农村基本制度，无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的决策框架，也无法保
障庞大的农民群体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分享现代化所带来的红利。农业农村基本制度的构
建，同样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一环。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面临的这些关涉农业农村经济的重大挑战，必须依靠
恰当的治理行动与治理体系加以回应。所有这些问题，仅靠经济系统的自发演化和调整，或仅依靠
市场机制的自然变迁是无法自动实现的，而必须发起纯然经济性活动以外的集体和公共领域行动，
引入治理主体的能动作用，通过符合实际的认识论运用、涉农政策生成和农业农村基础制度构建，并
且随社会经济结构性条件的变化因势利导、不断演进创新，才能加以应对。中国共产党正是农业农
村经济治理中的关键能动主体。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地实践，培植和塑造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
理。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农村经济治理中的这种关键作用，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乡村变迁过程中形
成的客观事实，而且是党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表述中一个清晰的部分。对党领导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经
济治理加以阐释和理解，是透视中国乡村发展经验、展望中国乡村未来前进道路的重要视角。而中
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以其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与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成为党执政
兴国的根基。

二、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秉持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接的认识论特征

在领导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首先具有一种强有力的认知功能。这种
认知功能的起源在于：治理主体常常需要在缺乏可以直接应用的理论结论对现实问题进行预判、需
要在尚不完全掌握政策实施所引入的因果作用的前提下，开展治理实践。这时，只有在治理实践中，
治理主体才能认识经济系统运行的脉络与逻辑以及各类治理决策的作用与后果，并且将这些经由实
践才能获得的体验与反思，与已经储备的理论进行相互参照，进而提炼发展以往理论形成新概念、新
判断，再用这些新形成的知识去进一步引导和辅助新的实践，如此经过一连串的反馈与往复，不仅持
续不断地调整和优化治理实践，同时也升华和形成着独特的针对经验世界进行阐释和理解的理论。
强调这种认识论是从实践出发，并不是说党的农业农村经济治理是纯然的经验主义，拒斥理论。
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和理论发展的组织。从
实践出发，指的是实践在认识论中起到首要的能动作用，不是理论发展在先、去规定实践，而是经由
实践发现新问题、新机制、新矛盾在先，去发展理论；理论的有效性，也并不在于理论自身形式的完整
和优美，而在于返回到实践中后，确实对于指导新的实践有帮助。所以，这种从实践出发的认识论，
以一种“实践−理论−实践”的人类认知运动展现出来；实践发起认知，理论则成为新旧实践之间的
中介。
开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是践行这种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在重视
[4]
汲取实践经验的同时，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于党开展治理工作同样重要：“通过深入实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