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2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168 期）

62.21%、38.88%、19.79% 。与此相对应，农机化市场总收入和利润率自 2015年以来连年下降，农机
①
作业服务专业户和从业人员数量自 2015年以来逐年减少。与跨区服务面积的快速萎缩相对应，随着
农机供给数量的持续增加，区域农机供给不平衡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本地化”的农机作业服务快
速发展 ，农机服务市场的分工半径逐渐从跨省、跨县收缩到本村、本乡镇范围内。对华北平原农业
[6]
机械化的专题调查数据显示，677 户农机服务外包的农户当中，71.94% 的农户表示本村存在专门提
供农机作业服务的组织或个人，69.27% 农户选择购买本村及周边村熟人的农机作业服务。由此可
见，华北平原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趋势明显。
已有文献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本地化”的趋势做出了解释。宏观层面，2004年实施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以来，大中型农业机械供给不断增加，但区域农机供给不平衡、不匹配的情况比较严重，以跨
区收割为代表的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成功解决了区域农机供给不平衡问题 。但随着农机供给数量的
[7]
不断增加，区域农机供给趋于平衡，“本地化”的农机作业服务供给和需求同步增长 。微观层面，“本
[8]
地化”农机作业服务以熟人关系为纽带，降低了服务外包的信息搜寻成本、讨价还价成本 [9⁃10] 。已有研
究侧重于解释“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产生逻辑，但鲜有文献讨论“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
影响。
理论上讲，“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意味着农机服务主体与农户之间存在以地缘或血缘为基础的
人情往来，彼此居住地点临近，相互熟络，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和“自己人”社会 。因此，农户购买“本
[11]
地化”的农机作业服务，不再是单纯的服务交易关系，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也被纳入到交易体系中，
使其呈现出关系型交易的特点。本文试图基于已有研究，结合“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熟人社会交
易特征，探究其对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理论逻辑，进而在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最优目标
下，为相关政策的调整提供理论支撑。本文研究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是：一方面基于农业生产特性
与农机作业工艺特征，从关系型契约治理的视角分析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本地化”的内生与外生交
易成本节约机制；另一方面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揭示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本地化”对农户粮食生产技
术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构建起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新的发展趋势与粮食生产效率的内在逻
辑关系。

一、理论分析

农机作业服务外包属于典型的社会分工，分工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但就分工本身而言，并不是
“免费的午餐”，分工深化意味着更多的生产环节被卷入市场交易当中，然而每一笔市场交易都是有
成本的，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易成本。劳动分工程度除了受到斯密和杨格所认为的市场规模的限制
外 [12⁃13] ，也会受到市场交易成本的限制。如果分工深化带来的收益大于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则分
工得以维持并可能继续深化，反之则分工难以持续。如何平衡分工收益与交易成本的冲突才是分工
拓展的关键 。
[14]
农机作业环节外包的农户，首先面临作业时间的不确定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搜寻不
到农机而耽误农时，进而导致减产；二是搜寻到农机后，因农机数量有限，需要排队等候作业而耽误
农时，进而导致减产。在农机供给区域不平衡、不匹配状态下，由于农机数量较少，“本地化”农机作
业服务供给不足，农户被迫购买“外地化”跨区农机作业服务，此时农户将承担因耽误农时而导致减
产的交易风险，即外生性交易成本 。但随着农机供给数量的增长，“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可得性增
[15]
加。相较于“外地化”农机服务，“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因为地理距离的“接近性”，使得信息的扁平
化处理更为便捷，在信息识别和紧急情况处理上更具优势。而“外地化”农机服务与农户之间在空间
上存在“隔离性”，缺乏长期稳定的合约关系，这会造成农机服务主体在地理距离和合约距离上因突
发事件而无法供给服务的风险增加 。因此，“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有助于降低服务外包耽误农时
[16]
①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1992−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