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4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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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期                      孙大永 等:文化消费政策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129

                  旅产业发展、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已有文献在研究农村居民消费时,主要关注收入、财
                  务、社会保障等因素的作用,且较少关注文化消费。而本文首次聚焦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对农村居民
                  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二,目前关于文化消费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估中大多关注
                  城市产业结构和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也有少数文献估计了该政策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根
                  据经典的消费理论,农村居民相比于城镇居民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潜力更大。提升农村
                  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重要途径。本文关注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
                  有助于全面认识和评估政策效果。其三,既有研究未考虑各地具体试点政策的异质性,本文系统梳
                  理发现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采用了不同类型的试点方式和内容,并基于
                  此考察不同内容试点的差异性影响,这是对已有政策评估类研究的有益补充。


                       一、文献综述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支。第一,有关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收入和财产是影
                  响农村消费的两个重要因素 ,转移支付 、数字能力 和外出务工 等因素会通过影响农民收入进而
                                                       [6]
                                                                             [8]
                                            [5]
                                                                 [7]
                  影响其消费。社保亦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的普及,因减少了农村居民未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家庭养
                                                      [10]
                             [9]
                  老、医疗等预防性储蓄 ,从而提振了消费 。宏观层面,人口结构变化                                   [13‐14] 、信贷约束 和数字经
                                       [11]
                                                          [12]
                                                                                                  [15]
                  济 [16‐17] 等因素也是研究中常关注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
                       第二,关于文化消费方面的研究。随着文化消费在居民日常支出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关于文化
                  消费的研究越来越多。比如,有学者利用地震冲击考察居民文化消费的变化,发现自然灾害对城镇
                  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 。户籍制度的约束对居民的文化消费有着明显的负面冲
                                                        [18]
                  击 。上述研究尽管关注家庭的文化消费,但所用数据或是截面数据 ,或是家庭文化消费的频率而
                    [19]
                                                                                [19]
                  非金额 ,相比之下本文使用家庭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并以更为准确的消费金额反映家庭的文化消
                         [20]
                  费。随着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不断加深,制度改革在促进文化旅游消费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3 年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松绑 以及“景区评选”和考核评估 、“中国红色旅游景点景
                                                        [20]
                                                                                     [21]
                  区” 等改革都显著促进了我国旅游行业的发展。作为推动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产业集聚对地
                     [22]
                  区旅游经济增长也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随着“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融合发展格局的形成,文明城
                                                      [23]
                  市的入选对于旅游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24]
                  也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其中高铁带来的外部交通通达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上述研究大多采
                                     [25]
                                                                                     [26]
                  用宏观加总数据进行考察,少数从家庭视角开展的研究也是关注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而本
                                                                                                     [27]
                  文从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切入有着更强的政策含义。
                       第三,关于文化消费试点政策相关的研究。车树林等基于 26 个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研究收
                  入和城市化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 。张苏缘等关注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
                                                       [3]
                  响,发现试点政策促进了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 。侯新烁等的研究发现文化消费试点政
                                                                       [28]
                  策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显著发展,其中国内游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提升农村消费水平是扩
                                                                                   [29]
                  大内需的重要途径,既有研究中缺乏从农村视角进行的政策评估。
                       综合来看,上述文献或从宏观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或旅游业发展等视角考察文化消费试点政
                  策的作用,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或仅考虑文化娱乐消费或旅游消费的变化,缺乏从文旅融合的
                  视角下对家庭文化旅游消费的综合考察。本文使用 CFPS2012−2020 年数据,借助文化消费试点政
                  策在各地实施中的时间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该试点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从文旅
                  融合的角度系统考察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对家庭文化娱乐和旅游消费的影响,将二者纳入统一的框架
                  下进行考察。同时,系统梳理发现文化消费试点政策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采用了不同类型
                  的试点方式和内容,基于此考察不同试点政策的差异性影响,并尝试解释试点效果差异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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