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1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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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 1.00 到 1.66 之间,均远小于 10,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
                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本研究因变量“社会公平感”定义了虚拟变量和有序变量两种形式,故同时采用虚拟测量的线性
                概率回归和尺度测量的有序概率回归进行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 Zhou 等 的研究,
                                                                                                 [28]
                OLS 和 Ordered Probit 估计都是针对所有可能的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N=6376
                因变量和自变量组合实现的,因此,所有估计在                                       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感
                质量上都是相同的。其中,(1)~(2)列分别是将                        变量
                                                                        (1)OLS  (2)Probit  (3)OLS  (4)Oprobit
                社会公平感定义为虚拟变量的 OLS 模型和 Pro‐                              -0.037 **  -0.099 **  -0.109 ***  -0.149 ***
                                                              互联网使用
                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                                  (0.017)  (0.046)  (0.034)  (0.039)
                平感有负向影响,且均在 5% 水平上显著;(3)~                     性别         0.068 ***  0.181 ***  0.105 ***  0.126  ***
                                                                         (0.012)  (0.032)  (0.024)  (0.027)
               (4)列分别是将社会公平感定义为有序变量的
                                                                         0.002 ***  0.005 ***  0.004 ***  0.006 ***
                OLS 模型和 O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发现互联网                  年龄         (0.000)  (0.001)  (0.001)  (0.001)
                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仍有负向影响,且均在                                     0.012    0.033    0.004   -0.004
                                                              婚姻状况
                1% 水平上显著。本研究进一步计算 Oprobit 模                              (0.015)  (0.039)  (0.029)  (0.033)
                                                                         -0.001  -0.003   -0.006   -0.018
                型的边际效应得出,当互联网使用增加 1个单位, 社会保险
                                                                         (0.015)  (0.038)  (0.029)  (0.033)
                居民认为社会“完全公平”的概率降低 2.1%。整                                    ***      ***      ***      **
                                                              家庭年收入      0.008    0.023   0.015    0.016
                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                                    (0.003)  (0.008)  (0.006)  (0.006)
                负向影响,这验证了 H 1。如前所述,使用互联网                                 0.005    0.013   -0.007   -0.023
                                                              城乡类型
                过程中,居民接触到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比较,获                                    (0.013)  (0.034)  (0.026)  (0.029)
                                                                         0.039 ***  0.104 ***  0.059 ***  0.073 ***
                取了过多夸大甚至虚假信息,产生了对社会公平                         所在省份
                                                                         (0.007)  (0.018)  (0.013)  (0.015)
                的不满感知。                                                   0.318 ***  -0.495 ***  2.996 ***
                                                              常数项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个体层面的性别和年                                  (0.053)  (0.142)  (0.106)
                                                               2
                龄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婚姻状                         R /Pseudo
                                                              R 2        0.018    0.014    0.017    0.010
                况和是否购买社会保险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
                                                                 *** ** *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
                响都不显著。家庭层面,家庭年收入对居民社会
                                                             值为标准误。下同。
                公平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地区层面,受访者的
                城乡类型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都不显著,所在省份则是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居民社会公平感
                更高。
                    2.内生性处理
                    受行为强化与思想动机的关联影响,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作用可能存在一个双向因
                果关系,即社会公平感较低的居民,更可能较多地使用互联网寻求认同和倾诉渠道。为克服基准回
                归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回归进行处理,同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和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法。参照陈世香等 的研究,选取“主要信息来源”作为工具变
                                                                   [29]
                量,以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样本赋值为 1,其他渠道则赋值为 0。工具变量选择
                的理由是,常用手机电脑等媒介获取信息的居民更可能接触互联网,故工具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
                相关性。同时,选择何种渠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属于个人习惯,仅体现个体异质差异,而与社会公平
                感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故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首先,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 OLS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3(1)~(2)列所示。
                第一阶段回归稳健 F 值为 1603.58,远高于通常 10 的临界值,拒绝了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
                设。因此,该测算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引入工具变量后,并未改变原基准回归模型结论。其
                                                                                               [30]
                次,使用 Roodman 提出的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法来估计 IV-Oprobit 模型的参数 ,估计结果
                如表 3(3)~(4)列所示。CMP 估计方法中内生性参数 atanhrho_12 参数显著异于 0,即原基准回归中
                存在内生性问题。综而言之,CMP 和 2SLS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内生性处理前后互联网使用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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