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１４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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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中, 家庭务农人数和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家庭务农劳动
力越多, 农户选择外包服务的概率越小, 这与蔡荣等 [ ７ ] 和张强强等 [ １９ ] 的研究结论一致.农业生产环节外
包的实质就是家庭外部要素对内部要素的弥补, 农户作为理性“ 经济人”, 在 农 业 生 产 中 首 先 会 利 用 家
庭内部劳动力, 只有当家庭劳动力 数 量 不 足 或 不 能 胜 任 农 事 活 动 时 才 会 购 买 外 包 服 务; 土 地 细
碎化度越高, 农户可能拥有的地块 越 多, 块 均 面 积 也 就 越 小, 增 加 了 外 包 服 务 的 作 业 难 度, 抑 制

了农业外包.
年龄、 自评健康状况与有无机械对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外包具有明显影响作用.年龄对劳动密集
型环节外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农业生产决策者年龄越大, 其从事非农工作的机会成本
越低, 当他还有一定劳动能力可以从事农业活动时就会尽量减少外包服务以节约家庭生产性和消费
性支出; 拥有农业机械设备的农户可以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完成农事活动, 还有可能为其他农户提供外

包服务成为服务供给方, 选择外包的概率较小; 农业生产决策者健康状况越差, 越难以承受劳动密集
型环节的劳动强度, 从而选择外包服务的概率就越大.
种植面积和是否参加合作社对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具有明显影响作用.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
农户可以通过购置农机解决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劳动力需求, 但在技术密集型环节仍需要依靠服务组
织提供专业化服务以保障农业产量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这与孙顶强等 [ ２０ ] 的研究结果一致.加入合
作社可能提高农民服务的组织化, 农户购买外包服务成本降低, 提高了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
２． 收入兼业化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
表 ３ 从收入兼业化角度分析其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究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本文对模型( ２ ) 和模型( ３ ) 进行估计, 回归 ５ 和回归 ７ 结果表明, 从整体上
看, 农户收入兼业化程度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兼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 农户购买外
包服务的概率也越高, 其余控制变量结果与表 ２ 结果一致, 此处不再赘述.回归 ６ 和回归 ８ 是以农户
兼业类型为关键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兼业类型为虚拟变量, 对照组为高兼业户.结果表明: 与高兼
业户相比, 规模户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系数不显著, 但在技术密集型环节显著为正, 可能的原因
是规模户由于种植规模较大, 在面临复杂多变的病虫害时, 越偏好将此环节交由专业服务组织提供服

务, 以规避自身技术不足问题和保证农业产量.低兼业户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而在技术密集型环节显著为负, 原因可能是低兼业户面临劳动力数量约束弱而资本约束强的特征, 家
庭收入来源有限, 在当前粮价普遍不高的情况下, 更偏向于通过增加家庭内部劳动力完成农事活动以

节省农业成本支出, 同时还能规避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导致的产量不确定性风险.
３． 内生性处理: IVＧ p robit估计方法
为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IVＧ p robit两步法进行处理.鉴于研究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
入兼业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影响的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 本文仅从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出发, 对
农户兼业与其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探讨.表 ４ 是使用工具变量IVＧ p robit的估
计结果, 第一阶段模型以劳动力兼业程度为被解释变量, 第二阶段以是否环节外包为被解释变量.
Wald检验结果后 p 值分别为 ０．０６５ 和 ０．０１５ , 故可在 １０％ 和 ５％ 的水平上认为农户劳动力兼业比重
为内生变量, 使用工具变量法剔除模型内生性的影响是必要的.
从第一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工具变量“ 在外工作或生活的亲戚数量” 对于内生变量具
有较强的解释力, 回归系数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外工作和生活的亲戚数量越多, 兼业
劳动力的占比越高,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在外工作和生活的亲戚数量通过社会网络或引导示范作用, 吸
引更多农户加入兼业队伍.第二阶段回归得出的结果显示农户兼业对耕地环节和植保环节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该结果与回归 １ 和回归 ３ 的结果一致, 这表明使用IVＧ p robit估计法剔除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