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０１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１４９ 期)

在结构性缺陷是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重要因素 [ ５ ] .
农村的自发组织来应对垃圾增长问题也变得不可能.当前农村垃圾分类机制建设面临着结构性
问题与时代性要求.历史上, 农村不存在垃圾分类一说却有“ 废物利用” 的说法, 与当前环境保护视角
不同, 早期农民更多的是从资源节约、 减少开支来循环利用各类废物.此外, 传统“ 乡土中国”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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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农村经济、 社会与环境相对单一, 以农业生产为主, 外部物质输入有限, 农村可以实现自我
消化; 但当前“ 城乡中国” 的社会结构下, 农村更具多样性, 农民从事着农业、 工业与服务业, 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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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消费品数量剧增, 农村环境难以消化这些“ 外来品”, 自然, 农村垃圾围村、 垃圾围坝状况愈演

愈烈.
因此, 面临上、 下推行方式都无法开展的尴尬局面, 需要突破现有的思维模式与行动逻辑.通过
地方政府、 村干部、 村民在垃圾分类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以及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功能的分析, 准确理
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机制” 的建设过程以及“ 机制” 的运行情况.此外, 利用各种地方性材料来探索
垃圾分类机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本文借助浙中地区农村垃圾分类机制建设的案例, 分析地方政府与
农民如何进行妥协与合作, 在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寻求一种平衡、 有序的垃圾分类机制, 并试图理解垃
圾分类机制建设背后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市 农 村———陆 家 村 为 例.陆 家 村 位 于 金 华 市 城 郊, 全 村 现 有 ３５０ 多 户, 共
１０００ 余人.村内大部分中老年人在家务农, 大多数年轻人白天在城内工作, 晚上回村庄生活, 过着
“ 离土不离乡” 的生活.陆家村最早是在 ２０１４ 年开始试点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处理, 经过三年时间的摸
索与实践, 全村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 笔者曾三次对陆家村进行实
地调查, 通过对政府部门负责人、 村干部、 村民的深度访谈来了解当地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过程, 并现
场查看当地的垃圾分类情况与亲自参与垃圾分类活动.

一、 机制的设立: 环境治理背景下的地方实践

１． 环境治理大背景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 民众对改善生
态环境有着强烈的期待与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 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同时, 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 成
为明显的短板, 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有效应对当前大气雾霾、 面源污染、 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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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境问题成为公众最迫切的诉求之一.
２１ 世纪以来,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２０１６ 年,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十四次会议中指出,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关系着 １３ 亿多人的生活环境改善, 关系着垃圾能不能
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 ２０１８ 年,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 提出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他一直关
注着垃圾分类这件“ 关键小事”, 因为垃圾分类是一件社会发展大事.从中央领导的指示来看, 生活垃

圾分类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件大事, 也影响着地方环境管理者的决策.
同时, 垃圾处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也迫使环境管理者采取新的应对措施.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城乡地区都面临着垃圾无法处理的问题, 很多垃圾填埋

场的填埋速度远超最初的设计.据报道, 由于近年来杭州市区垃圾填埋每年以 １０％ 的速度增长,
２０１３ 年以来日均 ５０００ 吨生活垃圾进入天子岭垃圾填埋场, 原设计可以使用 ２４．５ 年, 但按照现在的
填埋量, 估计最多只有 １０ 年的使用寿命.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垃圾填埋空间不足的问题.所

以, 垃圾分类处理已成为应对垃圾增长的重要出路.
２． 地方政府的政绩观
在环境治理背景下, 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压力型机制 [ ９ ] 、“ 指标下压型” 环境管理 [ ４ ] 、 地方政府

间“ 晋升锦标赛” 竞争模式 [ １０ ] 下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地方环境治理工作来提升自身的政绩.农村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