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第 ５ 期 邓泉洋 等: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１ ０ ７

庄自治秩序的生成基础, 村庄内部的秩序生成依附于项目资源的流动及其产生的治理效果.
村庄内部的“ 权力 Ｇ 利益网络” 具有较强的排斥性, 村庄内部秩序相对稳定, 实现了对村庄其他精
英权力的吸纳.村庄内部的权力实践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 村庄内部有能力的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增
加了村庄的凝聚力, 使得村庄与乡镇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特殊.基于情理、 利益的“ 连带式制衡” 在一
定程度上被弱化.村干部职业化之后, 村干部需要依据乡镇的绩效考核标准来完成相应的工作, 但是
这些考核只是形式上的, 考核的弹性空间较大, 所以村庄和乡镇之间的关系纽带相对而言仍较为松
散.在村庄发展的过程中, 村庄内较为关注的仍是村庄对资源的吸纳能力, 为村庄的建设发展提供支
持; 而乡镇考虑的是村庄对下乡的资源消化能力, 获得更多项目的支持, 为项目争取更多的资源并为
乡镇在县里的绩效考核加分.在为了获得更多的项目时, 乡村之间也形成了利益一致的共同体, 所以
乡镇对下乡的资源给予村庄内部较大的运作自主权, 为村庄内部精英之间形成利益合谋的共同体提
供了空间.
项目下乡的监督和考核的责任形式化的发展, 为基层落实项目提供较大的自主空间, 给予了村庄
治理主体参与项目建设的意愿和动力.乡村之间的合谋弱化了项目的责任考核机制, 为村庄内部吸
纳其他精英参与项目运作提供了空间, 也为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稳定和利益分配等提供了契机, 从而
使得村庄内部社会秩序在权力和利益的双重作用下表现出了稳定化、 圈子化等特征.

四、 余 论

资源下乡的政策以及乡村社会的变迁相互形塑的“ 权力 Ｇ 利益网络”, 使得村庄内部的精英群体有
动力、 有意愿吸纳更多外来的资源, 从而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的有效性.但“ 权力 Ｇ 利益网络” 的
构建并没有形成村庄内部有效治理秩序, 它只是动员了村庄内的精英群体, 并将村庄内部的大多数村
民排除在网络之外, 形成了村庄内部的“ 寡头式治理” .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稳定、 固化的村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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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便会失灵, 造成村庄权力的合法性危机.项目下乡输入的资源和规则是为了推动村庄本身
的建设和发展, 激活村庄内部的治理活力, 但并非是为了构建基于权力和利益交互而成的封闭固化的
村庄秩序.村庄内部社会秩序的构建不应过度强调资源和规则的效用, 而应在村庄内部的资源和权
力及国家对村庄注入的权力和资源的运作中寻找平衡, 一方面要调动村庄内部的治理资源和项目资
源的有效对接, 并激活村庄治理主体的活力, 提升资源利用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要通过项目资源在村
庄推进过程中的治理事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促成规范有效的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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