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6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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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从外部扶贫与内部扶志的双重视角剖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户公共政策响应程度不足的深刻
               原因.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生计恢复力及其对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风险管理机制
                   恢复力概念起源于物理及工程 领域, 用来测度材料在冲击后反弹并恢复其原始状态的能力.
               Chambers等则最早将恢复力引入生计领域研究中, 并将生计恢复力视作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其指出生计恢复力越强个体遭受风险冲击的影响越小                               [ 12 ] .在后续研究中, 生计恢复力
               分析框架逐渐丰富成缓冲能力、 自组织及学习能力三个维度, 其概念也进一步引申为“ 在环境、 经济、
               社会和政治等因素的冲击下, 人类保持和改善其生计机会和福利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 生计恢复
                                                                                [ 13 ]
               力框架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 陈佳等最早将生计恢复力的测度引入农村研究中, 并从家庭人口结
               构视角探讨了生计恢复力的影响因素                  [ 14 ] .随后, 李聪等将易地扶贫搬迁视作外部扰动项, 对农户生计
               恢复力进行了科学测度           [ 8 ] .而杜巍等则将生计恢复力作为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指出, 生计
               恢复力能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有效应对市民化的风险冲击, 对其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形成推力                                       [ 15 ] .
                   总体而言, 生计恢复力将单一的生计研究与弹性思维( 恢复力) 联系在一起, 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农
               户生计的动态性, 进而更准确地预测农户的生计行为.具体来看, 缓冲能力是指系统可承受的变化和
               干扰度并保持原有的功能和结构的属性, 指的是农户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一般包
               括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等.而自身资源禀赋作为促进风险决策的基础, 诸多学者进行了相
               关研究. Azam 以非洲农户为研究对象, 指出相对富裕的农户往往具有更强的冒险精神                                    [ 16 ] . Lu 等通
               过比较个体的教育背景指出, 人力资本的差异对形成不同的风险偏好有着重要影响                                      [ 17 ] .自组织主要
               表示人类制度、 权力和社会网络对恢复力的影响. Hsee 等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个体风险态度指出,
               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更多经济援助, 故其风险规避程度比 美国这样的资 本 主 义 国 家 更
               低 [ 18 ] .学习能力是指社会系统的适应性管理, 该系统将以前的经验和知识转化为当前的行动, 并存储记
               忆. Ert的研究则指出, 个体在不断决策中所获得的经验, 将有效提高其未来风险决策的概率                                    [ 19 ] .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H 1 生计恢复力越强的农户越有可能做出风险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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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抱负水平及其对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机会把握机制
                   机会缺失的本质是个体风险偏好的差异.而在有限理性的经济框架中, 个体实际偏好的并非是
               风险本身, 而是隐含在风险背后的预期收益.因此, 个体对收益的预期将对其投资决策的具体实施产
               生重要影响, 而预期收益的大小则取决于个体的抱负水平                          [ 20 ] .“ 抱负” 的概念缘起于心理学科, 指的
               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愿望或志向, 其隶属于个体认知维度的主观幸福感, 超越了物质幸福感和生活水
               平  [ 21 ] .而 Ra y 则将 “ 抱负水平” 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经济学意义的阐述, 指出当抱负水平过低时个体
               将会放弃抱负, 且由此产生的抱负失灵将会进一步加剧贫困                           [ 11 ] .
                   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探究了抱负失灵与低风险投资水平的内在联系. Civita的研究表明, 个体对
               子女教育的抱负水平较低会导致儿童学业水平下降甚至产生辍学                                [ 22 ] . Bernard 等的研究也指出, 较
               低的抱负水平会显著影响个体正规借贷的参与程度并显著降低长期投资水平                                     [ 23 ] .究其原因, 较低的
               抱负水平表现为维持现状和基本生存, 其进一步造成低收入人口进行低质量的生计行为, 最终导致其
               陷入持续性的贫困陷阱.而通过对抱负水平的引导, 能促使个体形成有效的抱负水平及合理的抱负
               差距, 进而能有效激发个体的生产投资行为.因此, 将抱负水平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中, 不仅可以
               有效挑战甚至改变低收入人口的生活状况, 更能大大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及乡村振兴政策的杠
               杆效应, 进而建立长效化的乡村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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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H 2 抱负水平越高的农户越有可能做出风险投资行为.
                   3. 生计恢复力与抱负水平对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将抱负水平的形成归因于内生认知机制及外部约束机制.部分学者认为, 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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