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4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159 期）

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农民被迫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寻求工作和生活机会，
但由于文化水平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加之城镇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
使得这些贫困农民很难在正规部门就业，以至于收入很低、生活无保障，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
较大影响。从拉美国家的现实情况看，土地制度安排与城镇化陷阱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
以阿根廷为例，19世纪初期，阿根廷在独立后不久就颁布法令，将国有土地以低廉的固定租金长
期租借给政客、官僚及其他有产者，且不设土地租赁面积上限。19世纪中期，政府废除了不得转让国
有土地的法律，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使土地集中愈演愈烈。19世纪80年代，由于大量流入的欧洲移民
无力承担购买土地的费用，外国公司和大牧场主开始向广大移民出租地块，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大
地产制为核心，租佃制和小农场并存的土地制度 。阿根廷土地制度的演变历史证明，殖民地时期产
[28]
生的大地产制度在拉美国家独立后仍然被保留下来。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使社会分裂形成有地的
大农牧场主和无地的雇农两大阶层，双方延续殖民地传统建立起一种庇护—依附关系，为数众多农
民或为庄园主、农场主的雇工，或为农忙季节工，只能找到短期工作，自身生存条件堪忧。
20 世纪初期，拉美各国通过模仿欧洲，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与欧洲
国家“农业—轻工业—工业化”这一发展路径不同，拉美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农
业和土地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工业化缺乏内部的需求和动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工
业的起步，主要由出口带动，表现为经济殖民化和对欧洲工业国依附性的不断加深 。受“初级产品
[29]
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影响，大地主寡头和大出口商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推动经济向单一化方向发
展，加剧了拉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二战以后，拉美国家争取土地改革的农民运动开始出现。但由于大农牧场主把持国家经济命
脉，政府为避免经济动荡不敢实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等触及一次分配的结构性改革。少数国家推行
了土地改革，但却不是完全在市场经济框架下进行的，因而实质上并未改变农村生产关系，人地矛盾
突出。一方面，分得土地的农民得不到必要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无法有效经营；集体农业则普遍经营
不善，调动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换届使得土地改革出现反复，导致土地又被交还
原主或被拍卖给新的主人。同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实行，工业化迅速展开。此时，土地仍然被少
数大地产主完全占据，工业化创造的城市就业机会迅速吸引了无地农民的大量涌入。但是，由于农
业和现代非农产业中的技术进步均不利于劳动力就业，导致拉美国家出现“生产性吸纳不足”的问
题，具体表现为：在农业方面，土地的高度占有和发达国家技术的引进，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农业对劳
动力的吸纳；在非农产业方面，进口替代战略使得国内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拉美国家维持
了“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资本品”逐级替代的跨越式发展模式，使得工业生产对
资本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逐渐下降 。
[30]
由于拉美国家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是在工业化不足、经济发展滞后的背景下进行的，城镇化可以
视作是隐性失业在农村与城市间的转移。在城乡移民、劳动力参与率以及城市自然增长率三重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高速增长的非农产业劳动力与就业岗位之间出现了鸿沟，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失业。
同时，20 世纪 30-70 年代，拉美国家为追求“福利赶超”，推行社会高福利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
适应的超前社会福利制度极大地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并最终引发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
之后，拉美国家推行社保体制改革，重点保障特权和中间阶层，加剧了贫富差距。此外，拉美国家长
期实施鼓励自购住宅政策，忽视提供公共保障性住房，失地农民既无土地这一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
资料，又缺乏在城市购买住宅的物质资本，造成城市周边贫民窟不断扩大。
拉美国家的经验证明，土地分配不均和社会保障缺乏会导致在城镇化进程中产生大量贫民窟，
并引致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土地占有高度集中的大地产制度，是拉美国家陷入城镇化陷阱的重
要因素。有学者指出，“小农制模式尽管不利于发展现代大农场，但对于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具有可行性，……使现代化进程不至于因下层动荡而中断” 。拉美国家高度集中的大地产制和土地
[31]
改革的长期滞后，使得培育自耕农和私有小农经济丧失了制度基础，是阻碍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
的消极因素，成为拉美经济落后、贫富分化加剧、陷入城镇化陷阱等问题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