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第5 期 左 停 等：乡村振兴目标下东西部协作的再定位与发展创新 13

区脱贫攻坚；协作双方互派干部 1.6 万人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 12 万人次，分别是过去
20 年总数的 2 倍、7.5 倍 。扶贫协作不仅消除了区域整体性贫困问题，各地也积极探索创新了闽宁、
①
浙川、京蒙、苏陕、粤桂等各具特色的对口帮扶模式，使得协作成效扩散到社会发展、政治认同、民生
改善等诸多领域，这不仅体现为一种社会责任，更体现为实现全社会共赢的战略 ，对扶贫协作双方
[7]
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
1.随着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实现了东西部双方之间高层次的价值共建
任何制度体系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而价值的贯彻落实也需要有效的制度保
障，两者统一于社会行动之中 。“对口帮扶”体现了中央对地方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定向结对”又体
[8]
现了协作双方政府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扶贫协作”通过守望相助进一步筑牢命运共同体意识，激发
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热情，提高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身脱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与
一般意义上区域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不同，扶贫协作不仅仅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要素传递，
依托协作伙伴关系搭建起来的协作机制、交流机制、承接协作机制等也蕴含了思想观念、管理理念、
理想信念等价值传递，即多元协作主体基于利益共享机制实现了高层次的价值共建，其收益也随着
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表现为促进西部贫困人口思想观念更新，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
生动力和发展能力，提升西部地区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和生计能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东部的外向型经济的生产和需求带来了负面的冲击，有组织的劳
务输出服务切实解决了东部企业复工复产、用工短缺的难题。随之中美关系的加速下滑，很多外向
型企业的市场份额缩水严重，双方在经济、教育、医疗、人才等领域的交流都受到限制，全球宏观经济
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推动了我国经济向内需型经济的发展转型。在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过程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和资源开发为东部地区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投资方向，以区域协作分
工的形式突出了东西部双方的比较优势，也为西部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产业合作打通了上下游产业链，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和新业态的转化培育
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是联结产业协作双
方资源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的良好载体。建立东西部产业协作示范园和产业基地，旨在搭建产业园
区合作共建机制来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带动产业发展，即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区位、资源、劳动力等
资源方面优势，推动东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结对帮扶市县集聚，加快了农产品、资金、技术、信
息等要素的融合速度，使得生产要素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了资源高质量配置的
合理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在产业协作过程中，推动贫困地区由单一种养环节向生产、流通、销售
渠道等全产业链条转变，进而提升农业全产业价值链的附加值，使得贫困地区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也大大提高。部分贫困地区产业结构的产业发展重心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梯度转移，二
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也会推动城镇化
的建设和发展，并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得到优化。此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加大，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科学种养技术的传递也使得生产组织方式由粗放、传统小农生产方
式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升级，同时也培育壮大了具有一定带贫规模的种养大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促进了西部农村地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由土地流转租金、务工收入薪金、入股分
红股金、集体收益金所组成的利益联结模式使得贫困地区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贫困人口的收入更
加稳定、脱贫成果成效更可持续。
3.东西部协作机制趋于常态化和规范化，搭建了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平台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作用中开展进行的，中央政府的行动策略以及
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扶贫协作工作的成效。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实施以来，通过签署协议、
领导互访推动，援受双方建立起一套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议事和决策制度，与之对应的合作机制和协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乡村振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