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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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模型设置
                   本文的因变量依次为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 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
               平、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 5 个因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 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估计自变量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的公式为:
                                                               x +ω                                   ( 1 )
                                                  y = β i0 +∑ β i j i j
                                                    i
                   式( 1 ) 中, 是第 i 个因变量, 在模型中代表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及不同维度的文化再适应水平,
                           y i
                                                                         的回归系数, 是常数项, ω 为随机
                                                             i j
                i j
                                                 β i j
               x 代表第 i 个因变量的第 j 个自变量, 是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i                               β i0
               误差值.
                  四、 分析结果
                 1.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的结构特征

                   总体而言, 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得分为 3.373 , 处于“ 比较适应” 与“ 非常适应” 之间.
               具体来说, 83.03% 的回流农民处于“ 比较适应” 与“ 非常适应” 之间, 16.79% 的回流农民处于“ 不太适
               应” 到“ 比较适应” 之间, 0.18% 的回流农民处于“ 很不适应” 到“ 不太适应” 之间.比较而言, 回流农民
               的文化再适应呈现出“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 3.455 ) >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 3.439 ) > 制度文化再适

               应水平( 3.354 ) > 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 3.192 )” 的结构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 65.51% 的回流农民回到了原居地,
               34.49% 的回流农民回到了新居地, 原居地回流农民人
               数是新居地回流农民人数的 1.90 倍, 表明回流农民以
               原居地回流为主.分回流地类型来看, 与原居地回流农
               民相比, 新居地回流农民的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更高,
               但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
               化再适应水平更低( 见图 2 ).可能的原因是新居地回                              图 2  各维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得分
               流农民在进行回流决策时, 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基础设施更完善、 环境卫生更整洁等更能
               满足物质文化发展需求的地方.
                   2. 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文化距离、 地域认同、 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
               响.模型 1 是各因素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的估计结果, 模型 2 至模型 5 依次是各因素对
               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的
               估计结果.所有回归模型均用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 均小于 2.0 , 说
               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详见表 2 .
                   ( 1 ) 文化距离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 假设1.1 , 假设1.2 , 假设1.3 ).结果显示: 首先,
               在场时间对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水平有正向影响, 但没有统计显著性, 可能的解释是, 在社会加速
               转型期, 人们不管在哪里都面临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都要适应出现的新鲜事物.其次, 与省内流动
               的回流农民相比, 跨省流动的回流农民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降低 0.175 个单位, 且在 5% 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 假设 1.2 在物态文化再适应维度得到支持.这可能与回流农民多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流动至中西部地区有关, 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物态文化再适应水平较低.最后, 回流地类型存

               在显著影响, 与原居地回流农民相比, 新居地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显著低 0.067 个单位(
                                                                                                       p
                                                             p<0.05 ).这说明, 回流地类型对回流农民文化
               <0.1 ), 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显著低 0.124 个单位(
               再适应水平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假设 1.3 得到支持.
                   ( 2 ) 地域认同对回流农民文化再适应水平的影响( 假设 2 ).结果表明, 对回流地的地域认同度存

                                                                                               p<0.01 ),
               在显著积极效应, 其每提高 1 个单位, 回流农民的文化再适应总体水平提高 0.170 个单位(
               行为文化再适应水平、 制度文化再适应水平和观念文化再适应水平依次提高 0.200 、 0.192 和 0.17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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