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第1 期 高 鸣 等：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源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贡献 17

的初级阶段，土地、劳动等生产资料的投入数量增加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随着传统要素
投入的边际效应递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其中，Solow 将经济增长中不能由劳
动、资本等投入要素数量变化解释的部分，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认为广义上的技术进步是
[11]
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最主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源泉从要素投
入数量增长转向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然而，这些理论都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忽略了技术进步
[12]
的内生机制和影响因素，无法进一步探索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实现路径。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技术进步具有外生性的假定，强调了全要素
生产率所反映的技术进步是由人力资本提升、科技研发投入等多方面引起的，这为采取有效措施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新增长核算将全要素
生产率分解为“与生产要素相关”和“与生产要素无关”这两个部分 [13⁃14] 。其中，前者反映了由于生产
要素质量改善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例如耕地质量提升、农业机械装备的更新换代等；后者反映
了非生产投入要素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例如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等。新增长核算下对于全要
素生产率的分解与分析，为新时期推动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基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所反映的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推动粮食产能提
升的主要驱动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迫切需要采取有效

措施加快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使其成为粮食产能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2）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粮食产量增长的历史经验。为应对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粮
食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国内国际市场对于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我国早在 2009 年就制定
实施了《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确定了新增一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
的目标要求与实施方案。到 2020 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相比 2009 年增长了 2602 亿斤，增幅达到
24.12%。其中，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增长 5.91%，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长 17.19%，生产率的提高对推
动粮食产能提升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三类主粮作物而言，与 2009 年相比，2020 年我国小麦、稻谷、玉米产量分别增长了 15.94%、
7.98%、50.45%。从三类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情况来看，期间，小麦、稻谷、玉米
的播种面积变化率分别为-4.28%、0.95%、25.24%；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率分别为 21.12%、6.97%、
20.13%。由此可见，小麦、稻谷这两类口粮作物的产量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玉米产量增长
则同时受到播种面积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可见提高生产率是上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基本经验和关键因素。
实际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农业科技创新与经营制度创新的双重驱动，粮食产出增长的
主要动力源泉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等制度
[15]
创新，以及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作物品种的创新研发与推广普及，都为推动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进而提高粮食产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的实践证明，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因素。遵循这一
历史经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应当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这是粮食生产技
术进步的综合反映。
（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
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建设目标。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是在建设农业强国中实现“供给保障强”等具体目标的必由之路。到 2022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九连丰”，连续 8年维持在 1.3万亿斤以上。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粮食生产
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生产模式已难以支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
能提升，必须充分挖掘全要素生产率在推动粮食产能提升中的潜力和作用。
在土地要素上，未来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提高的空间较为有限。从图 1 可以看出，2009−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