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１４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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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将刚刚挖好的墙角推平.为此, 愤怒的村民奋起抵抗, 差点和城管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
政府的强干预客观上有效抑制了村民的“ 种房” 行为, 但与此同时也损害了两部分人的利益: 一方
面, 一些早期没来得及“ 种房” 但确实有改善住房需求的人被一刀切地禁止建房; 另一方面, 一些已经
“ 种房” 但“ 种房” 较晚的村民未能顺利获得产权登记, 其新建的房屋无法合法确权, 并随时面临被强拆
的风险.同样是“ 种房”, 有些人“ 种” 得早, 可能得到房产证并坐享预期回报,“ 种” 得晚的房子却被认
定为违法建筑.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公平.于是, 这些未来得及“ 种房” 或“ 种房” 较晚的人选择了
抗争或上访.由于 L 村并未确定征地拆迁的事实, 故尽管村民与城管人员的冲突时有发生, 但尚未

出现极端上访事件.然而, 在 L 村的两个邻村——— DS 村和 TW 村, 由于确定被纳入征地拆迁规划,
已相继发生了几起村民集体上访事件.由此,“ 种房” 由一个谋利性集合行为演化为对抗性群体性

事件.

三、 信息传播与政府干预: 农民“ 种房” 行为演化的双因素机制

回顾 L 村“ 种房” 行为的发生及演化过程, 不难发现, 政府对“ 种房” 行为的行政干预经历了从“ 政
府不干预” 到“ 政府弱干预” 再到“ 政府强干预” 的转变过程,“ 种房” 信息的传播则经历了从“ 碎片化信
息” 到“ 信息变异式传播” 再到“ 信息还原” 的转变过程.相应地, 农民的“ 种房” 行为经历了从发酵到扩
散、 落幕再到抗争的过程( 如表 ５ 所示).在农民“ 种房” 行为的演化过程中, 固然有环境条件、 结构性
压力、 普遍情绪、 诱发因素、 行动动员等多重因素的作用, 但政府行政干预与信息传播发生了关键性的

作用.
表 ５ 政府干预、 信息传播与“ 种房” 行为的实际演化路径
政府干预情境 信息传播阶段 种房成本收益预期 种房行为选择
政府不干预 信息碎片化传播 成本收益不确定 种房行为发酵升温
政府弱干预 信息变异式扩散 收益大于风险 种房行为扩散
未种房者种房行为终止
政府强干预 信息还原 收益小于成本 已种房且获利者不作为
已种房但得不偿失者上访

１． 政府不干预 & 碎片化信息与“ 种房” 行为发酵
如前所述, L 村的“ 种房” 源于政府发布的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方案.轨道交通建设不可避免地
要征用土地, 征用土地必然涉及征地补偿安置等相关问题.由于征地的具体范围及其补偿标准尚未
确定, 在发布交通规划方案之初, B 镇及其上级政府并未完全向公众公布与交通规划方案相关的系列
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 征地已纳入政府行动日程.然而, 与征地相关的信息最初是在政府内部传播
的, 只在党政工作人员或与该项决策有密切关联的相关人员才能获知相关信息.而作为局外人的村
民往往处于信息遮蔽状态, 其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是支离破碎的.信息的碎片化导致了村民对“ 种房”
风险和收益认知的不确定性.其表现为: 村民只是明确地知道本村被纳入武汉市轨道交通二期工程
站点辐射范围, 只知道要在本村或周边区域征地.而对于是否一定在本村征地、 自家的土地和房屋是

否一定就是被征的对象, 多数村民并不知晓.因此, 多数村民不敢贸然做出“ 种房” 决策.
在多数村民处于不知情状态的背景下,“ 重要他人” 发挥了极大的示范效应.此时,“ 重要他人” 主
要是以 ML１ 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和以 FC 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作为经济精英, 一方面, ML１ 通过自己
的努力和打拼, 积累了丰厚的经济资本, 使他有实力非常轻松地在村里建一套房, 且有足够的实力抵
御“ 种房” 风险; 另一方面, ML１ 有丰富的城市生活经历和信息获取渠道, 他已经从同事那里获取了关
于“ 城市建设 Ｇ 征地拆迁 Ｇ 征地补偿” 因果关系链的完全信息, 确信在农村老家“ 种房” 是有收益的.因
此, 他当仁不让地成为 L 村第一个“ 种房” 者.作为政治精英, FC 在基层政府工作, 她较早地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