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００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１４５ 期)

这种暗示下, 他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判断力而产生某种行为的冲动.
正是在政府有瑕疵的弱行政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的共同作用下, 从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１４ 年, 该村的
“ 种房” 行为愈演愈烈.
３． 政府强干预 & 信息还原与“ 种房” 行为落幕
随着行政弱干预的失效和征地成本的骤增, B 镇政府开始意识到信息还原和行政强干预的迫切
性.在信息还原上, B 镇政府尝试叫停一切“ 种房” 行为.它明确宣告: 除危房改造外, 一切新建房屋
都是违法的.在行政强干预上, B 镇政府一方面禁止一切“ 种房” 行为, 停止所有“ 种房” 审批; 另一方

面坚决查处一切“ 种房” 行为, 拆除一切“ 私自偷建” 房屋.
在政府强干预和信息还原背景下, 村民对“ 种房” 成本和收益的认识开始变得非常清晰.即:“ 种
房” 的收益几乎为零,“ 种房” 的成本很高且风险很大, 再次“ 种房” 已经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于是, 大

多数村民停止了“ 种房” 行为, 由“ 集体狂欢” 回归到个体理性.
然而, 政府强干预和信息还原的迟滞性使两类人成为相对利益受损群体.一类是已经“ 种房” 且

房屋被认定为非法的村民.对于他们而言,“ 种房” 的成本已经产生, 由于政府的强干预, 所“ 种” 房屋
获得合法产权登记已经不可能, 其预期的收益几乎为零.寻求损失补偿自然成为他们的诉求, 尤其是
在与那些同是“ 种房” 户, 但已于先前获得合法产权登记的村民相比时, 他们自然而然地会产生相对剥
夺感.另一类是前期因各种原因未能“ 种房”, 家庭住房未达到危房标准, 但又希望改善住房条件的村
民.对于他们而言, 家里的房屋尽管尚未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但确有重新修缮的必要.过去可能是没
钱、 没精力建房, 现在有钱、 有精力了, 却因为政府一刀切的规定没法新建房.在他们看来, 这种规定
也显失公平、 不尽合理.既然感觉不公平, 村民就有理由抗争.于是, 在上述两类利益相对受损群体
中, 偷偷建房, 找村委会讨说法, 找政府要补偿, 乃至聚众上访便成为其表达利益诉求的工具和手段.

四、 结论与建议

１． 结 论
基于对 L 村“ 种房” 行为的田野调查, 论文运用过程 Ｇ 事件分析法, 分析了 L 村从政府不干预与信
息碎片化下的“ 种房” 行为发酵, 到政府弱干预下与信息变异式扩散的“ 种房” 行为扩散, 再到政府强干
预与信息还原下的“ 种房” 行为终结及利益相对受损者抗争的演化过程, 剖析了不同阶段政府干预与
信息传播对农民“ 种房” 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在政府不干预和信息碎片化条件下, 因
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的率先“ 种房” 产生的示范效应和文化精英对“ 种房” 信息的解读产生的意见领袖
效应, 促进了“ 种房” 行为的发酵和升温.在政府弱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条件下, 政府行政干预中的
规范变通行为, 强化了村民对“ 种房” 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 信息的变异式扩散强化了村民对“ 种房”
收益的预期, 遮蔽了“ 种房” 的违规风险信息, 从而使“ 种房” 行为愈演愈烈.在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
条件下,“ 种房” 成本 Ｇ 收益信息变得非常清晰, 再次“ 种房” 已经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 于是, 大多数村
民停止了“ 种房” 行为; 但政府干预和信息还原的迟滞性催生了两类相对利益受损群体, 从而导致抗争
行为的发生.
２． 建 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 政府干预的迟滞性和信息不对称是“ 种房” 这类集合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
因此, 农民“ 种房” 行为的治理应着眼于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 健全“ 种房” 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化“ 种

房” 治理规范的刚性.
一是加强源头治理, 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 种房” 是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用地扩张的产物.“ 种
房” 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城镇化建设及由此产生的征地需求.为从源头上防止“ 种房” 行为的发生, 最
大限度地避免公共财政的浪费及对农民利益的伤害, 建议在城市建设规划过程中, 将建设方案、 建设
用地需求、 建设用地规划、 征地补偿政策纳入一揽子规划; 在发布用地规划前, 充分考虑到相关信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