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1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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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１４９ 期)
发展动力, 但由于村庄经济基础薄弱, 发展能力不足, 村干部和村民对第一书记抱有强烈的期待, 他们
希望通过第一书记的到来为村庄提供物质资源, 进而改善资源匮乏的治理样态.如果第一书记及其
后援单元的资源调动能力有限, 回应村庄治理需求的能力不足, 村干部和村民对第一书记的期待就会
在现实中落空, 第一书记的行为因资源限制而出现角色偏差, 导致第一书记无法在驻村工作中积累治
理权威, 由此在村庄治理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 第一书记本人也很难在工作中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
进而成为制度的依附者.另外, 由于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十分重视第一书记带给村庄物质资源, 单一
的考核制度, 大大削弱了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积极性, 使得第一书记制度难以充分发挥其制度绩效,
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也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袍村靠近国道, 交通便利, 村民早在 ９０ 年代就外出务工, 村民经济水平较高.与浩村不同的是,
袍村的第一书记并未脱岗, 而是同时兼任乡镇的其他工作, 这也导致袍村第一书记较少下村, 下村之
后也主要完成“ 规定动作”, 比如入户和文字工作等, 村庄的日常性治理主要以村两委为主, 村庄治理
保持着基本的维持型状态.袍村有着强烈的内在发展动力, 但由于受到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限制, 村庄

发展乏力.村里正在开展的几个项目, 包括电商扶贫和蜜蜂养殖等, 由于资金匮乏而无法落实下去.
第一书记所在的部门以及后援单位的资源有限, 带给村庄的治理资源也不及资源能力强的浩村和陶
村.第一书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我是乡里派下来的, 没什么经费, 也帮不了太多”, 村干部对此

只能表示无奈,“ 别的村都修上路了, 我们村的路还是十几年前老路, 第一书记也没法啊!”
第一书记代表国家治理的一轨, 打开了行政力量向基层自治体系和基层社会嵌入的通道, 当国家
正式权威进入到村庄层面时, 重新塑造了村庄的治理格局, 过去以村民自治为主要治理权威的村庄治
理转变为国家力量与基层自治同时在场的双头政治 [ ７ ] , 并进一步演化出或合作、 或冲突的互动结果.
在以上分析的三种关系类型中, 包办替代型和被动疏离型是具有内在冲突和张力的权力结构, 合作辅
助型则是双轨互动的理想类型.在合作辅助型的关系模式下, 精准扶贫和基层治理的目标和任务能
够得到有效落实, 村庄自治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得到提升, 村庄治理不断朝着善
治的方向发展, 进而确保第一书记制度绩效的实现.

二、 第一书记制度实践差异的形塑机制

从国家政治视角看, 制度的表达更多是一种理想型的存在, 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及其实践效果往
往有着更加复杂的逻辑.就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来看, 第一书记与村庄的互动形成的关系类型是由
多方面因素形塑而成, 具体机制分别体现为村庄层面的资源基础和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层面的村庄定

位和资源匹配、 第一书记个人层面资源网络和职业追求.
１． 村庄层面: 资源基础与治理能力
第一书记入驻村庄后, 首先与村干部和村民发生最直接的互动, 村庄治理基础与治理能力是影响
双方互动关系类型的关键因素之一.具体而言, 村庄资源基础和治理能力包括村庄贫困程度、 村庄的
资源禀赋、 村干部的治理能力、 基层组织基础等, 这些内生性因素在形塑村庄治理形态的同时, 也影响
着第一书记与村庄的关系结构.
第一书记进入村庄之后, 便置身于复杂的治理情境当中, 脱贫任务、 考核压力、 村庄发展的目标定
位、 村庄资源禀赋、 村级组织基础等现实问题形塑了第一书记扶贫实践的治理空间, 并给第一书记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村庄的资源禀赋、 村集体经济基础与村庄贫困程度密切相关, 被评为贫困村的村庄
大多资源禀赋较差, 村庄的经济基础薄弱, 与之相伴随的是集体经济发展难度大, 扶贫任务繁重.这
种类型的村庄, 对外部资源的需求高, 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制度便成为村庄获取外部支援的契机, 包括
村干部和村民在内的村庄社会便会产生对第一书记的期待和依赖.当下派到村庄的第一书记的资源
能力无法满足村庄的需要时, 第一书记与村庄的关系就会产生微妙的张力, 进而重塑第一书记和村干
部之间的权力结构.
中央在制定第一书记制度时, 对驻村第一书记的选派范围进行了规定, 其中对于党组织涣散村要
实现第一书记的全覆盖.所谓党组织涣散村是指村党支部领导班子弱, 班子配不齐, 党组织书记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