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2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第 ５ 期 崔盼盼: 第一书记制度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形塑机制 ９ ７

胜任工作, 村支部组织制度匮乏, 管理无序.这些村庄的组织基础和治理能力相对弱, 造成很多政策
难以贯彻下去, 并且这些问题长期积累, 最终导致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 村级治理失序.国家自上而
下的扶贫任务和发展目标嵌入村庄后, 原本治理失序的村级组织失去了应对能力, 第一书记制度的实
践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庄组织基础力量薄弱和人力资源匮乏的短板和不足.第一书记是重要的人力
资源, 相比起村干部, 他们往往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组织领导能力, 拥有更先进的工作理念和工作
方法, 能够针对村庄实际制定出合理的脱贫和发展措施.因此, 村庄社会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对第一书
记的依赖.
２． 地方政府层面: 村庄定位与资源匹配
国家政策在落地的过程中, 会经过地方政府的重新阐释, 地方政府对第一书记制度的理解, 以及
对政策的运用和转化影响着第一书记制度实践和实施效果, 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 地方政府对村庄的定位.根据各个村庄的资源特色、 发展条件等标准, 地方政府会将辖区
内的村庄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来说, 有的村庄要进行亮点打造, 以发展为导向, 有的村庄只需要
维持基本秩序, 不出问题即可.村庄定位直接影响治理资源的配置方式, 以发展为导向的村庄, 村干
部往往面临着更大的治理压力, 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行政力量更有可能参与到村庄治理的过程当中,
甚至发展成为替代村干部来主导村庄治理的局面.以维持基本秩序为目标的村庄, 村干部的治理压
力更小, 第一书记与村庄的嵌入度就会相对较弱, 二者的关系也会相对独立.
第二, 村庄贫困程度与第一书记的匹配.地方政府会根据村庄的贫困程度来调试扶贫资源的分
布, 实现帮扶干部与村庄贫困程度的匹配, 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比如对于深度贫困村, 常常会下派资

源能力更强的第一书记, 对于贫困程度低、 内生治理基础好的村庄下派资源能力相对弱的第一书记.
由此, 第一书记与村干部的互动会在村庄场域中形成“ 强势方” 与“ 弱势方” 的权力生态, 并进一步衍生
出“ 强外在权威” 与“ 弱内部权威” 和“ 强内部权威” 与“ 弱外部权威” 的权力结构, 进而造成村庄场域中

权力关系的失衡, 其中, 包办替代型和被动疏离型的关系结构便是双轨关系失衡的结果.
第三, 地方政府对第一书记的制度依赖.在脱贫的关键时期, 地方政府出于自上而下的脱贫压
力, 激发村庄脱贫的积极性, 会赋予第一书记更大的政治势能和刚性任务安排 [ １５ ] , 让第一书记肩负着
村庄扶贫工作的主要责任.一些地方政府会通过压实责任主体, 将扶贫压力传导至第一书记, 甚至要
求第一书记以“ 当家人” 的身份, 给村支书和其他村干部安排工作, 最终导致村书记与第一书记之间的
关系的紧张.可见, 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扶贫工作, 扩大和模糊了第一书记的责任和权力边界, 以达到
地方自利性目标, 导致村庄治理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失衡和第一书记的权责匹配的冲突 [ １６ ] .对于扶
贫任务重的地区, 这种内部张力更加明显, 而第一书记对村干部权力的替代及其对村庄事务的包办就
是这种内在张力溢出的表现.
３． 个人层面: 资源网络与职业追求
第一书记携带的资源既有显性资源也有隐性资源, 它们共同构成了第一书记的资源网络, 具体而
言, 第一书记的“ 娘家” 单位资源能力和政策光环是影响第一书记资源网络的关键.一方面, 在我国的
行政体系中, 各个单位所在的权力层级和序列存在较大差异, 由此导致不同单位之间存在着资源能力
强弱的区别.第一书记的“ 娘家” 单位资源能力以及基于其单位所处的行政体系层级而形成的影响
力, 共同作用于第一书记的资源动员能力、 资源调配能力和资源链接能力.第一书记所在单位的资源
丰富性对第一书记的扶贫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资源能力越强的单位, 派驻的第一书记向村庄提供的
帮扶越大.另一方面, 第一书记的政策光环带来是其单位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程度, 后援单位越是重视
扶贫工作, 分配给第一书记的资源就会越多, 第一书记发挥作用的空间就会越大, 在这个过程中, 后援
单位分配给扶贫工作的注意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书记及其后援单位能够提供的物质资源可以直接输入到村庄, 但资源如何得到有效的利用
仍取决于第一书记的个人能力, 比如第一书记的领导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等, 个人能力突出的第一书
记, 往往能够转化为村庄发展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另外, 第一书记的职业抱负也会对其扶贫实践
产生影响.第一书记制度中明确指出, 第一书记的基层工作经历是个体的体验学习, 同时也是组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