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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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则有另一套逻辑, 工商企业对接的也是乡镇及县级政府, 通过县级和乡镇政府的推荐和引导, 实现
               资源入村.工商企业资源下乡的逻辑是为了实现盈利, 所以在村庄内部的运作, 极容易与村庄的精英
               人物形成联盟, 实现合谋.从资源下乡的过程来看, 无论是国家资源还是工商企业资源下乡, 在资源
               进村之后, 公共意志的实现和资本的盈利都需要与村庄的精英打交道.
                   村庄精英在村庄内部运作资源需要以权力为媒介, 治理规则是对治理权力约束的工具.资源下
               乡后在村庄内部的运作由于缺乏完全正式的规则约束, 在特定的时期曾被村庄的特定阶层攫取, 造成
               了村庄治理的混乱         [ ２２ ] .因此, 为了资源下乡运作的规范化, 伴随资源下乡的规则和治理机制都会产
               生变化.乡镇对于村庄权力的约束主要体现在项目实施的进度和质量上, 会对村干部进行监督管理.
               但在村庄全面发展的导向下, 对村干部监督管理的考核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 使得村干部具有较大的
               自主性.村干部在资源下乡后通过对权力的自主运作, 以及其自身在村庄内部的权威和关系网络处
               理村庄内部的相关事务, 保证资源下乡的有效性, 以此获得乡镇政府等上级领导的认可.因此, 乡镇
               赋予村干部的权力成为一种资源, 使其对项目的介入具有合法性, 村干部也能够及时了解和俘获项目
               的相关信息.在既有的制度要求下, 村干部不能直接参与到村庄项目的运作中, 也不可能自己投入资
               本建设村庄.国家和工商企业的资源下乡之后, 村庄精英会对项目资源进行把持, 从中实现对下乡资
               源的部分攫取, 形成村庄内部的分利秩序, 构建起基于利益分配的村庄内部权力格局.村庄精英在资
               源运作的过程中, 会考虑到权力和资源的双重要素作用, 从功能性和表达性需要上来确定自己的行为
               动机, 并通过理性计算实现对利益的有序有效分配                      [ ２３ ] .
                   资源下乡之后治理任务的改变, 决定着乡村关系的基本样态.乡与村之间的关系将会因项目在
               村庄内部的有效落地而形成新的格局.乡镇政府既要给予村干部充分的便利, 使其能够推动和保障
               项目顺利落地; 同时又要避免村干部有过度的自主权力, 防止村干部过于自利而导致项目资源被村干

               部及村庄精英俘获.项目下乡之后而引发新的治理问题, 将会促成村庄构建新的治理规则解决问题.
               因而, 资源下乡之后治理任务的变化及乡村之间的关系变化, 改变了村庄的治理规则.
                   ３． 村庄权力与利益的交互作用
                   村庄权力格局的变化和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 以及资源下乡后的治理规则改变, 在村庄内部形成
               了新的治理秩序.从权力和资源等要素的角度来分析村庄的社会关系网络, 对理解村庄社会秩序具
               有启示意义.从村庄社会结构中的要素来分析村庄内的秩序, 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杜赞奇提
               出的“ 权力 Ｇ 文化网络”, 这一分析概念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描绘深刻而具体                             [ ２４ ] .但随着基层社会结构
               的变化, 外部 力 量 的 介 入 和 城 镇 化 进 程 的 加 快,“ 权 力 Ｇ 文 化 网 络” 逐 步 转 变 为 一 种 “ 权 力 Ｇ 利 益 网
               络” .“ 权力 Ｇ 利益网络” 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 一是权力的运用是基于经济利益的理性计算, 这
                  [ ２５ ]
               背后表征的是村干部不再具有身份上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其行为动机均是从利益出发; 二是村干部会
               打破血缘和地缘的关系, 构建起私人性的关系网络, 构建起村庄内部的主导性力量                                     [ ２６ ] .“ 权力 Ｇ 利益
               网络” 由此也可以是对村庄内部社会秩序再理解的一个视角.
                   “ 权力 Ｇ 利益网络” 的形成源于基层社会格局和治理规则的变化.有学者在费孝通提出“ 差序格
               局 Ｇ 伦理秩序” 的基础上, 综合了黄光国、 金耀基等人的人际关系同心圆结构, 提出了“ 工具性圈层格
               局 Ｇ 核心家庭本位” 分析架构         [ ２７ ] .该分析框架将村庄社会结构的形成原因归结为利益关系的远近, 并
               把核心家庭相对于公共道德伦理较为私的一面呈现出来, 确立起新的村庄社会秩序.新的村庄社会
               秩序运转更加凸显利益要素的效用, 强化了村庄内部利益网络的特征.项目下乡输入的资源会撬动
               村庄内部利益网络, 与此同时, 伴随项目下乡的规则实践需要嵌入到村庄内部结构中, 村庄内部的“ 权
               力 Ｇ 利益网络” 会产生新的变化.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 乡村会形成基于社会权力                                 [ ２８ ] 、 人际互动  [ ２９ ] 以
               及经济分利      [ ３０ ] 等要素构建起来的村庄社会秩序.村庄社会秩序的运转效用便表现在政治诉求、 人情
               文化和利益攫取等方面.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化, 政治诉求和人情文化在村庄社会秩序运转结果
               中的表现逐步弱化, 村庄社会秩序运转更加凸显权力和利益的互动                              [ ３１ ] .
                   在实践中, 权力和利益编织起来的网络影响了村庄各个主体的行动策略, 包括农民利益表达的方
               式和价值观念, 以及抗争的“ 合法性困境”.“ 权力 Ｇ 利益网络” 格局的形成, 左右了村干部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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